牛虻观点：
在现代的民主国家，政府是一个服务性的机构，政府部门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能否向社会提供相关的服务；如果已经没有服务价值，就取消这个部门。政府部门，并不是一处诸侯的山头。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封建社会，政府部门已经成为一个利益部门，利益山头，在“改革开放”的名义下，只在乎本部门利益最大化，这就是近日“数字电视”这类显失民心工程出台的背景。

电信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功能行业，在垄断的环境下由国家保证资本投入，当然是把老百姓的油水赚足吃饱。而广电，要知道中国并不是一个传媒开放的国家，新闻管制国家，传媒是政府的喉舌，当然不能与一个产业的收入相比；——是政府自已不要这个产业作为无条件巩固统治的代价，却仍让这个诸侯利益部门攀比电信涎着口水瞧是不是再咬一口。政府的喉舌还要收钱，还要收和电信一样多的钱，这就是封建官僚的思维逻辑，因为他们完全不考虑民众的权利，那是西式的民主嘛。



新闻原文：
新浪科技讯 8月9日消息，在昨天一个业内会议上，一位广电业知名人士感叹，10年前广电和电信业收入差距还不大，但目前，所有广电行业的收入加起来还仅是6大电信运营商的1/6。

　　两行业总收入差距6倍

　　中国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总经理沈向军在一个业内会议的演讲中透露了广电业的收入状况。

　　据悉，根据2006年统计，广电全行业的收入1099亿元，年增长率18%。沈向军表示，广电行业总的来说传统的收入格局没有多大变化，收入比例还是以广告收入为主，超过50%，但传统电视的增长率相对比较偏低；付费电视的增长率最高的，达到60%，但总量并不大。

　　他说，和电信行业比，电信运营商年收入已经超过6千亿，所有广电行业的收入加起来只有1000亿多一点，也就说明广电行业即便把电视台的广告以及有线电视收入加起来，总收入也仅仅是电信运营商的1/6，如果退回10年来看，10年前电信业的收入、产值跟广电的差距并不大，整个的收入差距恰恰是出现在十年之间。

　　广电与电信的三网融合比较

　　目前，三网融合成为热门话题。对于电信业为三网融合的准备，身为广电人士的
中国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总经理沈向军表示，现在电信推进三网融合的依据就是当初改革就把这个线埋下了。1998年以来电信体制完全实现企业化，管办分离实现5+1的体制，初步实现竞争格局。国务院批准的时候在文件里面写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步扩大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推动通信、计算机、有线电视三网融合。

　　沈向军指出，现在四大运营商有一个共同的战略就是要从原来的电信业务提供商向信息服务商转变，转变的趋势就是和广电共同走向内容融合，所以，电信的三网融合战略或它的步伐已经逐渐走向成熟。

　　对于广电的三网融合准备，沈向军表示，目前所在的工作包括基础网络的改造，有线电视网络经过数字化改造以后，现有HFC网络具备双向功能以后，将有能力介入互联网和电信网为原有广电网提供融合性服务。另外各地广电在建立类似电信运营商的用户认证计费管理和呼叫中心等基础设施，也使有线电视网成为像电信网那样可运营、可管理的网络。(银

牛虻观点：
换一种口径，可以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税收最低的国家。因为税者，必定是政府与纳税人（公民群体）依法约商定下的数量，并且全部用于社会公共事条而非让很多先进代表花销的，才能称为税。而中国，交多少税，税怎么用，税负主体是没有任何发言权，据说，是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西化出西式民主”，（还以为是中餐西餐中医西医的翻版）。纳税人没有发言权，那纳的就不是税了，而是枪杆子出的政权顶着腰眼交的赋，黑社会叫保护费。所以说中国是世界是零税的国家，也是“科学的”。看看欧洲，自从十七世纪尼德兰革命暴发，荷兰居民把拧着枪杆子收赋加赋的西班牙统治者赶走后，到今天，税已经完全代替了赋。但是中国呢，呵呵，还是发展中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嘛，就继续当它的低税国，科学地代替纳税人说“税很低，再加多点”吧。




作者：邹啸鸣

　　8月3日，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发表了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执笔人王道树、刘新利和郎卉的文章：《关于中外宏观税负的比较》。文章最后总结了三点 基本结论：第一，中国宏观税负目前仍处世界较低水平；第二，我国宏观税负水平近年来呈现较快提高的趋势。第三，在对宏观税负进行国际比较的时候，需要以严 谨、科学的态度，按照国际通用的可比口径进行计算。像美国《福布斯》杂志那样，仅以部分税种名义最高边际税率简单相加数进行国际比较，从而得出所谓中国税 负水平位居全球第二或第三位的结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也是违背事实的。该文经各大网站转载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税负问题是权利问题

　　税负是否沉重的问题要由纳税人评价，这是公民权利。三位作者作为14亿纳税人中的一分子，可以经过“科学计算”而自认为税负水平低，从而主动多 纳税。所以三位作者在写作长篇宏论的时候，最好先公布一下自己到底已经纳税多少，还准备增加纳税多少？你们知道自己的税负都被谁用到那些公共品上面，而不 是变成了公仆的

宝马车和豪华办公楼？作为专业研究税负的学者，更不能忘记了自己纳税人的身份及权利。当然，你们可以自己选择放弃这种“追问”的权利。

　　税负是否沉重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范畴的问题，而是公民权利是否得到伸张的问题，是纳税人是否有权参与博弈的问题。现在流行“接轨”，那就应该全面地接轨。总不能宏观税负水平跟欧洲接轨，公民权利跟非洲接轨吧。

　　所以，请你们先摘掉“科学”的眼罩，看看你们所纳入比较的这些国家，还有几个不是民主宪政国家？还有几个国家的公民无权参加税率的制定、纳税范 围的确定，税收用途的确定？当你们计算“宏观税负”按照“国际惯例”从而显得“科学”的时候，是否知道，税负必须是经过公民“同意的计算”？

　　税负无关“科学计算”

　　唐寿宁教授在给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塔洛克的著名专著《同意的计算》作序时说：“应该明白，多数决策规则并不是让多数人接受所作出的决策的规则，而是多数人可以作出一个让全体接受的决策。”这里点明了作决策的主体是多数公民。

　　只要税负问题无须经过公民“同意的计算”，那它更加无须披上“科学”的外衣。本人总结了《税的三种逻辑》(本文得到包括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在内的众多杂志及互联网的广泛转载)，我将政府取得税的手段抽象概括为狐狸逻辑、强盗逻辑和公民逻辑。

　　狐狸逻辑利用的是智力不对称进行欺骗，从而“巧取”税收。这是一种“同意的算计”；强盗逻辑利用的是暴力不对称而“豪夺”税收，那时一种“不得 不同意的计算”；而公民逻辑是由公民通过政治程序伸张自己的权利，达到“公民权利与公共品、公共福利”之间的均衡，属于“同意的计算”。它们都不是所谓的 “科学的计算”。

　　退一步讲，即使骗的效率高、抢的效率高，科学虽然科学了，但是，能持久否？割韭菜的人，总嫌韭菜长得慢。韭菜被割的时候，是没有同意/反对的资格的。割韭菜的科学，本质上仅仅是割韭菜的人的利益最大化的问题。被割的韭菜会因为“科学”而欢欣鼓舞？

　　把发言权回归纳税人

　　吴向宏先生在《南方都市报》上指出了你们：只谈发达国家的高税收，不谈这些国家的高福利；将匈牙利、挪威、冰岛等发达国家纳入到“不发达国家”行列，达到抬高税负水平的目的，以混淆视听；没有讨论事实上广泛存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名目繁杂的“非税收入”。

　　天津大学的李炜光教授更是进一步指出要从财政支出上看待税负问题。因为没有高比例的税负收入，焉能支持如此高比例的支出？所以，如果要讲“科 学”，首先要具有科学精神。也许在你们眼里，只有被称为“税”的才是公民负担，那也行，请中央政府采取有效措施遏止各级政府部门的一切“非税收入”。面对 宏观税负，公民必须伸张的微观权利分别是：落在自己头顶上的税负到底是体现了公平还是效率？通过什么来断定政府是否节约了？作为纳税人，我能通过什么办法 来约束政府的浪费行为？我已经缴纳了多少税？分别是通过什么渠道缴纳的？自己被纳入纳税人的行列，到底是根据“受益原则”还是根据“能力原则”？如何体现 “横向公平”原则以及“纵向公平”？最重要的是，作为公民，通过缴税，自己获得了哪些公共品？这种付出与获得对称吗？

　　我的结论就一条：税负问题是公民的政治权利问题，如何约束公权、保障私权，是目前最重要的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是长治久安的政治；是“利民”的 政治而不是“利官”的政治；是执政党而不是革命党的政治；是公民权利、税负水平及公民福利均衡的政治。只有“房奴们”、“车奴们”、“医奴们”能够参与制 定税率和税收用途的时候，只有税收主要都变成为了公民的福利而不仅仅是官员们的福利的时候，他们才能直起腰杆子成为公民。

　　所以，无须学者之间打笔仗，各自披着各自的“科学”外衣空喊“税负高”、“税负低”，重要的是要由他们自己作为纳税人发言，在决定税率、纳税范围、税收用途等方面进行民主投票，那时，他们一定会直呼：减税、减税、减税。

　　(作者系铅笔经济学社理事）

摘要：田亩小，则社会财富集中到政府手中，手中宽裕就会使用奢侈，效率低下，军队众多，民贫国富，国家早亡，这不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设想吗？赵国反之，民据其财，君主不得不俭约，争取民众支持，藏富于民，民富国强，不就是资本主义的设想吗？财产不是越集中到政府手中就越好的，所谓国有资产增殖，不应建立在人民财产贬值的基础上，这是《物权法》制定者应该考虑的重大原则性问题。　查看全文

人工智能会走向何方，一直是科幻小说的热门题材，电影《未来战士，terminator》，<我，机器人；I， robot>，《AI》，《matrix，黑客帝国》以及《未来之门》中的总体系统Harris-900，等等，都向观众展示了具有自我意识 （selfware）的人工智能与人类生存利益的竞争，面对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未来学家对于人类未来的忧患意识。恰巧，牛虻本人算得上是一个软 件专家，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作人工智能的专家，在对于这类富于科学想象力的艺术作品津津品味的同时，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

今天对于人工智能崛起的危机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硬件技术到目前为止仍没有过时的摩尔定律，如果这个表述硬件计算潜能的定律继续有效，仅仅从信息处理元的 数量上看，电脑将在十至二十年内达到并超过人脑的水平。所以，未来学家，甚至部分信息学家认为人工智能将在最迟一百年内就可以超出人类生物智能，从而将人 类降到二等地位，这就是人工智能艺术作品一直以来描述的世界。但是牛虻以一个软件专家的观点却是这样表述的：摩尔定律对于人工智能的形成，并没有决定性的 意义。

事实上，否定人工智能可能存在的威胁，从技术到伦理，理由并不只有一个。首先，我们从技术上看人工智能距离成形，所具有的理由，比单纯的摩尔定律显示的要 大得多。今天不懂软件技术的新手，（在许多外行看来是专家），喜欢以升级最高档的硬件为先进（许多fans就是这种类型），但是在软件专家看来，硬件是为 软件功能的需要而存在的，软件才是信息技术的核心；只有当软件需求具有必要性时，硬件的“先进”才有现实性的意义，否则，如果不是一堆废铁的话，至少也是 过分无知的奢侈。举个例子说，如果一个办公室里只是用来收邮件或者打打字，win95就够了，它所要求的硬件只是奔腾则有余；牛虻写的程序，大部分是 C/java，在服务器上运行，那么在编程电脑上，只需要写字板就够了，运行它的电脑，甚至连硬盘也不需要的win98就足够了。那么对于这种需求，说处 理器达到了毒龙级，又有什么意义呢？同样的理由如果用到企业信息系统中，对于中国现实就更有参考意义：一个企业的信息化，绝不是仅仅购买一堆电脑再让它上 网快，it means nothing；而是你的业务流程需要什么软件，再根据软件决定买什么硬件；而现在，一个信息化工程，软硬投资比例是1:20(美国是4：1)，就可以看 出，中国信息产业部那些国有专家们，对于信息技术，可不仅仅处于文盲级别的差。也别怪牛虻一向自视甚高，主要就是因为这些个国有专家实在表现得太臭了。

好了，闲话不说，回到主题，要让信息技术发展到形成人工智能，看来光是摩尔定律是不够的，还需要多得多的来自于软件技术的进步，目前，软件技术还100% 处于纯粹人脑创造的阶段，所谓的自动编程，象Jbuilder/C++builder之类的，骗骗外行可以，别来骗我呀！如果电脑不能自动完成大部分编程 工作，看来，按摩尔定律确定人工智能形成的时间，还是太早了一点；软件工业，目前在中国仍是一个零（吹牛的成绩除外），在美国也只是起步（不然微软股票不 会那么贵），所以，人工智能距离我们，仍不是一般的遥远。

有朋友会说，“是，是遥远，但既然硬件可以迅速发展，软件也同样会迅速发展，电脑自动完成编程工作的那天不是一样迟早会到来吗？”不错，这是合理的逻辑，但牛虻仍然说"no,Not exactly"。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要解释一下，在牛虻眼中，人类的思维方式，与电脑的思维方式有多大的区别。了解一点电算知识的人们都清楚，从某个角度看，电脑今天其实 已经超过了人脑，象简单的四则运算，相信最聪明的人也比不上最蠢笨的电脑。但是人类的智能的特长，并不是四则运算，而是模式推演，这是今天许多人没有注意 的地方。我们在编写软件的时侯，实际上是根据简单的if-else-then判断给定的条件，然后让电脑多次循环得出答案，但是人类的思维本质并非如此， 而是在大脑中建立一幅幅事件图案(pattern)，然后根据最大概率化原则调用既定的pattern，生物学上称为条件反射。（原始的心理学家说是形象 思维、逻辑思维，其实是那屁话，动物的思维就是这样的模式思维）。这就要求人的大脑适于存储这种形象过程（就象许多的小电影），并通过放影不同的小电影预 测结果（大部分在睡眠作梦中完成，类似于数据处理的非规范化过程），最后将“解决方案”作为行动预案存在大脑中，并提供比今天google高出不止一亿倍 的模式搜索速度，这就形成了人类智能表现的基础。可见，今天的信息技术，只有在处理病毒特征时，还具有一点点模式匹配的影子，连模式演绎阶段也没有达到， 谈selfware，太早了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模式处理的运算能力，很可能超出光电技术可能达到的范筹，需要使用类似DNA同步运算的生物技术，或者量 子同步运算这样的技术，才可能达到；摩尔定律很快就会达到它的极限了。同样的道理，一些文盲级的学者所说的：“艺术”和“科学”，其实是一回事。

以上是说明现阶段信息技术发展方式到达人工智能的彼岸，可说是南辕北辙，具有难以克服的瓶颈，因此完全不具备指导意义。但是，有朋友仍会坚持：“您说的瓶 颈仍是可能克服的，信息技术仍很有可能在运算能力上达到模式运算的要求，对不对？”对，但是仍不能形成科幻中的人工智能。这里的强有力的理由至少有两个： 1、人类是一个社会化的生物，人类的智能主要不是以个体形式而存在，而是存在社会之中（所以我们才有那么多的文字语言书本……）；其次，人工智能一定涉及 到价值观的形成，没有价值观，就没有独立的智能。

第一点不难理解，只不过许多人忽视了这一条。牛虻对人类的定义是“社会化的智能生物”，相信这条定义比教科书中的马克思要高出不止一点点。“社会化”，是 人类智能的重要因素，它意味着人类智能实际是一个集合，通过集合相互补充达到个体的完善（想想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所以，人类智能，可以看作是人类踏 入文明时代后所有存在过的超级计算机（人的大脑）的功能总和！除了在〈黑客帝国〉中，我看到了描述人工智能所具有的社会化因素，实在很少有未来学家考虑到
这一点。抛开计算能力的限制不谈，象黑客帝国(matrix)这样由超级的计算机提供平台，由一个个的人类（软件中称为human class），再由一个个人工智能和真实的大脑对这个类实例化(instance)，这是我看到过的最有可能实现的人工智能假设；我想，如果真的存在 selfware的人工智能，一定是黑客帝国这种形式的，而不会是<terminator>中的skynet那样天马行空，独来独去。

但是，就算抛开了运算能力，黑客帝国中的人工智能社会仍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涉及到一个科学的伦理问题：价值观。想想看，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一定是某种共 同的价值观的集合。人类，作为生物中的一种，它的价值观一定是生物属性的衍生，不错，那就是基因的繁衍。可以看到，人类和他们的社会的一切行为和准则，都 是以最大化地传递自已的基因，令自已的后代基因最优化；——甚至于自我牺牲，也是为了基因的传播，因为，自已的基因并不仅仅存在于自已身体内，还存在于自 已的家庭，自已的家族，自已的民族，自已的种族，甚至于人类本身。但是，象matrix中的电脑人（实例对象,object）来说，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 呢？他们没有基因！他们的代码可以无限复制；那么他们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不被消灭？似乎也就只有这一条了，但是，显然它和人类传递基因的需要并不 冲突，被消灭的威胁感，可以通过距离的拉长来解决；反正，它和人类社会的冲突因素，还不及茅坑里的老鼠。所以，就算这种社会在未来真实存在，它也极可能不 是以人类的对立面形成，而是以人类社会的共生体而出现，今天，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电脑，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共生体吗？

我们已经生活在未来，未来的人工智能会更加深入我们的生活，深入我们的思想，如果它们不是无法形成自已的价值观，就是它们的价值观与人类本身并无根本性的 冲突。在《I,robot》中，反而主人公Viki，一台被赋予管理整个城市的超级电脑的反应，反而是未来可能潜在的人、机冲突最可能的形式：在这台电脑 看来，它的价值观就是最大可能地保存人类；但是运算方式出了岔子，得出了统治人类才能克服人类固有的弱点；从而引出了影片中的故事。显然，< Matrix>可以看作是类似故事的续集，假如Viki取得了胜利，在人类不停的反抗下，把人类的身体封闭起来，把思想装入matrix容器，不是 最可能“保存人类”吗？但无论是那一种，都没有脱离我的观点：人工智能的未来，与人类社会本身是共生体。

同样，以单个电脑来说，人工智能最有可能的存在形式是未来之门的Hari-900(哈尔900)，这台电脑控制着飞船，但是对于任务的热衷超出了对于乘员 的忠诚，以至于宇航员主人公要把它“杀死”。但是追根究源，这台计算机的反叛仍是对人类指令的忠实执行的结果，因为在它的权限最高的指令是：完成任务，必 要时，可以牺牲宇航员。这类“事故”在未来社会是很可能发生的，因为即使是今天，电脑最高的“价值观”就是忠实地执行程序员的命令，如果搞不清楚，就给你 一个蓝屏——这是windows的智力水平。

农业受灾会导致战争

　　相关论文发表于《人类生态学》；该现象并不局限在中国

　　香港研究人员在研究了中国过去1000多年的历史后发现，寒冷的气候会引发食物短缺，食物短缺会进一步导致战争。相关论文发表在第35卷第四期的《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上。

　　香港大学地质系的David Zhang认为，他的这项发现支持了未来气候变化会影响到水资源和食物生产问题进而导致冲突的理论。他说：“那些资源丰富和资源短缺的地区可能会成为冲突的热点地区。”

　　据Zhang的研究小组统计，在食品的主要生产地中国东部，1000年到1911年间共发生了899次战争。他们评估了每个10年期，将其分为冲突剧烈(超过30次战争)、冲突频繁(在15到30次之间)和冲突较少(少于15次)几个级别。

　　同时在这1000多年间，北半球经历了6次大的气温变化周期，在相对寒冷期，谷物和牲畜产量大幅下降。David Zhang等人发现，所有四个冲突剧烈的10年期和大多数冲突频繁的10年期都恰好处于寒冷期，而且频繁的战争爆发通常比寒冷期开始滞后10到30年。研 究人员认为，在面临生态压力时，战争可能成为重新分配有限资源的最终途径。

　　科学家们已经注意到气候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最近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也称气候变化是导致达尔福尔地区冲突的原因之一。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IPCC)的成员之一、美国卫斯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Gary Yohe认为，将二者对比研究完全合情合理，因为气候变化造成的难民流动和食物短缺很可能增加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引发战争。他说：“国内和国际潜在紧 张关系很可能由于气候变化而加剧。自古以来就有国家为了掠夺资源而入侵其它国家。”

　　David Zhang认为，寒冷的气候会引发战争这一现象并不局限于中国，在小冰期的最冷阶段，17世纪的欧洲、日本、韩国和奥托曼帝国等地都冲突频繁。

　　但是也有专家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气候也许是战争的因素之一，但是过份强调这个因素会误读历史，其它因素如政府保护其领土的能力、政府的执政能力等也很重要。(科学网 何姣/编译)

西方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何看法？

过去的西方人和当代西方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何看法？认同或反对？他们如何看待中国？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剥削的社会吗？（剩余劳动价值）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有共产党吗？谢谢！！！

牛虻回答：
西方的社会思想是人这个概念的本身才是社会的最基本元素，所以人本身的权力和基本利益，它的自治性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前提，除非能够在大家约定的规则下 确保这些最基本的权力，否则一个社会必定是压抑奴役其他个体的社会。这些游戏规则现代意义称为法律，当成为一个国家的行为准则时，就称为宪法。无论是那一 种，游戏规则，法律，宪法是共同同意并约定的，才能成立。注意，并不是多数就是成立，除非少数服从多数这个规则本身就早就成为公同认同的更基本的基本规 则。

在人以上是社区，不同的人以共同约定共同同意的原则参与社区，并最终组成自治体，并由自治体作为代理人，制定各自治体的共同行为规则，就成为联邦 共和国。自治，共约，是共和国中的共和的含义。因此，西方整个社会观念是权力是由下而上，向最终政治委托人授权，就象公司请总经理一样，而不是由上而下搞 授权，象家族企业请总经理一样。这也可以解答一些人对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天天喊人权，但对印第安人就不那么客气，原因就在于，此人权非彼人权；在那个时 代，美国人认为进入它那个社会认可它的宪法并得到主要国民认可的才是有人权，而印弟安人即没有实力和美国人讨价还价，也没有遵守临时的或永久的条约，所 以，在美国人看来，是外人。原因就在于，人权和法律，需要共约。

非常遗憾，马克思主义和它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违反了这一套价植观念，它强调中央集权的先进性，回避了总经理很可能也是贪官这一实际的操作性，所 以，这类国家总是先天性地强调统治者的先天统治的合法性，象什么的代表一类。大概是因为欧洲文化中的马克思并不了解东方象中国这样的历史，就是典型的从上 而下强调先天性先进的国家，中国的皇帝称为天子，就是天让他统治万民的代表着天，这人先进的生产力。

这就可以解答在西方人的眼中，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东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共产主义声称是资本主义的升级版，却只能被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家奉为至宝，只能在中国俄国找到它的落脚点。

所以，如果这个解答是正确的，中国人大可以更骄傲地声称我们的第五大发明：社会主义制度，早在两千年前，就由秦始皇发明了，最迟在1900年前， 由汉武帝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批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它的经理人叫桑弘羊，经济理论称为《盐铁论》。这种由国家杀鸡取蛋直接控制市场排斥“无序竞争”的做法， 正是两千年后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唾沫乱飞力图证明而不可得的。时至今天，整个中国社会这个那个的专卖局管理厅垄断行业，只不过是桑老前辈搞的大汉盐业 铁业总公司的翻版而已，还让马克思抢注了商标，说是他的发明。

牛虻意见：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高税收没有福利的国家，大概因为这个原因，许多股友才不得不成为“非常投机的疯狂股民”吧？在公民社会，没有股官股民的称谓，只有投资者的尊称。说中国是高税收，有它的道理，象这个央企上缴利润，投资者或者说问：它算不算税收之一？如果按广义的“政府占有的社会产出”的定义，它当然是算的，如果按狭义，税收就是对经营中的征收税种的总和，它不算，——这也就是说，中国要成为世界上税收最低的国家是很容易的，只需要把所有行业垄断起来，不征税，光是上缴利润就可以了。
第二个问题，这些国企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无偿的矿产，优先的行业垄断，专营权，优先圈钱的权力，不用还的贷款，垄断的外贸地位，特意压低的人民币汇价以便可以搜集这个社会里的劳动产品廉价供应美国的富裕消费者……等等），如果是由社会人等来经营，会是多了还是少了？对社会就业的促进是好了还是坏了？如果是由社会人等经营，上缴的税收比这个还要多，是不是还要保留央企？如果这些中国的企业是由中国普通公民掌握的，是不是“国家经济命脉”就失控了？这些垄断企业低效地占有了社会资源，是不是就令各位股友手中的公司股票赢利变得艰难，不得不去炒垃圾股，还要时刻提防半夜鸡叫？我们历来不得不在股市投机而不能作真正的价值投资大亏小赢，是不是就与这种一边倒的利益倾斜有关系呢？

最后是以一个公民的话问：这500－700亿，是作为国库税收的一部分，还是进入ZF执政党的小钱柜，代表人民给花梢了，象，由加薪啦，猪肉涨了价，又有加薪的理由了。从前封建皇朝，皇帝也有这样的小钱柜，叫内库，由大太监掌管。
 
新闻： 5月3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07年开始在中央本级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这意味着，从今年开始，中央国有企业将向国家缴纳利润。国有企业13年不上缴税后利润的历史也将就此终结。 　　本报获悉，具体的分红比例、征收行业、收取资金短期内的应用方向和资金的合理分布等具体政策，会在今年下半年水落石出。 　　据测算，如果没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股出售的收入，这部分收入的初始规模大概在400亿元到700亿元之间。 　　钱向谁收 　　简单来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就是通过单独编制一项专门预算，来管理国家以国有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向国有企业收取的利润（红利），并按照财政收支的制度，把收取的利润用于各项支出。 　　这一制度在《预算法》条文中已经存在了1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之初，就明确将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但之后几年中，有关部门并未就相关问题达成一致。 　　“由谁来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这个预算的出处和将来做什么，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主要解决的两个问题。”《国有资产法》起草工作小组专家成员、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李曙光说。 　　5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政府公共预算分别编制，既保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完整性和相对独立性，又要与政府公共预算相互衔接。 　　李曙光表示，目前的方案可能是，国资委和财政部各有各的权限。由国资委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由财政部收取企业利润，资金最后要归到财政大账户里面去。其中，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会放到社保基金里面。 　　对于向国有企业收取利润的比例，李曙光表示，收取企业利润的标准还要慢慢建立，但基本上是按照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比例收取。 　　之前有媒体报道说，将向国有企业收取0%-15%的红利，财政部企业司司长贾谌明确表示：“不是这个比例”。 　　贾谌称，一份说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的报告已由财政部提交给国务院，国务院在审定后，可能会在近期公布。 　　国研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认为，目前可按税后可分配利润的15%-25%的固定比例强制性地收缴利润，第一年可以先从利润总额在100亿元以上的企业开始实施。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部部长王志刚表示，下一步可能会找一些盈利的央企进行试点。 　　2006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7546.9亿元，同比增长18.2%。中央企业的盈利分布也比较集中，利润排前40位的企业占95%，其中有12户的利润超过100亿元，占75%以上，这些企业分别分布在石油石化、通信、电力、煤炭、冶金等行业。 　　钱怎么花 　　张文魁预计，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启动时，如果没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股出售的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规模大概在400亿到700亿之间，而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5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收取国有企业利润的用途也给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即用于支持实施产业发展规划、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企业技术进步，补偿国有企业改革成本以及补充社会保障。 　　王志刚预计，诸如具体的分红比例、征收行业、收取资金短期内的应用方向和资金的合理分布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的具体政策，会在今年下半年“水落石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是十几年不能定稿的《国有资产法》中的一个重要的争议问题，李曙光认为，此次国务院明确部署试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将有助于《国有资产法》下一步的起草工作。 　　在2007年立法计划中，已经安排在1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国有资产法》。

牛虻观点：
其实，这不过是城市一方面继续炒热房地产的手段。大多数时侯，有房的人并不完全最急需入住当地户口的人，买房的贡献，更多地进了政府某些部门的小钱柜，对没有对当地社保基金作出贡献。所以这个政策，可以说是牺牲地方社保利益，为小钱柜增光。因为长期在当地工作并纳税上福利的人的才是最有这个需要的人。但是不得不承认户籍制度是合理合法的，它是地方发展基本积极性的源泉；否则就会出现一个发达地方要承担全中国福利的可笑情形。这个“改革结果”，对于绝大多数希望改革户籍制度让自已落户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人失望了，看看这些城市的房价，你就会发现他们绝大部分工作一辈子都买不起。实际上准入条件比原来变得严了，而不是宽了。所以，承认户籍制度的合理性而不是一味反对，对于渴望得到户籍制度“改革”利益的异地人来说更具有利益性。"户籍制度“天然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里，而不是中国所独有，更不是现代所独有，只不过在西方它有另一个方式和表达：城市自治。知道”异乡人“这个词怎么来的？它来自古希腊：不是本城邦的人公民。这就是西方最早的户籍制度，应该称城市准入制度。不合理的反对，不但越反越严，城市存在的自有机制也会发生作用：不但拒绝你，还要看看能不能当水鱼给你一刀，这就是今天这个改革方案的出台。牛虻一向支持户籍制度的存在，支持对其改良，但反对所谓的邪恶论，最终主张却更为宽容：只要你在这个城市居住足够长的时间，缴纳够多的税收，为当地福利积累支付了足够多的缴纳；就可以天然获得这个城市的户籍；这个主张所拒绝的，只是中国人吃大户的邪恶冲动。


新闻原文：

　数易其稿后，公安部修改的户籍改革文件已报批国务院，其中确定将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

　　合法固定场所成迁移条件

　　昨日，一位接近公安部的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正在等待国务院办公厅批复的《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下称《意见》) 将涉及五大改革措施，其中包括：严密和完善暂住户口登记管理；取消夫妻投靠的户口迁移条件限制；放宽老年人到城市投靠子女的户口迁移政策；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逐步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对于《意见》确立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中国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昨日表示，“合法固定住所”抓住了改革的核心，但这一概念需要廓清，比如住房标准，居住期限。其具体认定可由各地城市政府自己做主。以形成不同的“准入门槛”。

　　看过《意见》送审稿的上述人士透露，《意见》已是几易其稿。其间，去年5月公安部等14个部委还专门以国务院调研组名义赴全国12个省市综合调研。去年9月，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与国务院副秘书长李适时为《意见》进行过专门商谈。“不过《意见》基本还是些原则性规定，没过多触及深层次问题，因为这超出了公安部的职责范围和能力。”

　　今年除要完成《意见》报批外，根据工作安排，针对一些地方因户籍改革而出现的困境，公安部要求12个已经实施了“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的省市区公安部门，出面协调有关部门来完善配套改革政策；另外还要求其他省份公安系统因地制宜展开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对于各地自行展开的户籍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姚建国昨日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的“户籍歧视与社会公平”研讨会上提醒，地方性政策的不一致，也会使得一个人到不同地方工作或学习出现冲突，比如海南移民高考事件。

　　国务院难有整体方案

　　而各地因地制宜进行户籍改革的背后，是中央难以有效制定统一的方案。

　　中国公安大学教授、户籍专家王太元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从1991年我国就开始试图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其中公安部一直走在前面，但一接触到其他部门的实际利益后，事情就出现难以为继的现象。为此国务院曾酝酿过出台一个总体性文件，以求整体推进。

　　据了解，1992年国务院就成立了由国办牵头、公安部等部门参加的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但后来遇到种种阻力，未能按时推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昨天也在“户籍歧视与社会公平”研讨会上表示，其阻力不是户籍制度出了问题，而是户籍制度背后的劳动制度、高考制度、医保制度出了问题。

　　王太元表示，让国务院出台统一的方案，全面推行，在实践上也不可行。而从多年实践和目前种种迹象来看，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已呈现的基本思路是：分进合击，稳步推进。

　　分进合击是指在实现居民法律身份平等后，各部门各自解决自己的不平等，在国务院的调控下，形成合力；而稳步推进则指改革顺序照顾到轻重缓急、难易程度。首要的是自由流出流入、滞留居住的权利；其次是进城务工经商外来人口的劳动及其权益；再次是教育权利；最后是相关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利。

　　要实现这些相关权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翰建议，改革户籍制度就需要在公共政策上分别打破医疗、教育、土地等存在着的垄断模式。

　　王太元认为，法律上的不公正待遇，10年内我国就不会再有。他认为这是十六届六中全会给全党所确定的2020年构建
和谐社会目标。孙荣飞（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牛虻观点：

人口管理制度当然要不断完善，称之为“改革”也未尚不可。但是社区自治自理，和人口户籍管理，两项必有一。中国作为一个集权国家不能允许社区自治自理，那么人口分置户籍管理就是必然存在的。反对户籍制度存在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别有用心的人，另一种是蠢人。蠢人之一，以为户籍制度附着公务员的待遇，城市户口吃的是皇家粮；蠢人之二，本身已经具备入户条件，象已经买了房，或在一地长期工作生活，却“反对”户籍制度的存在，结果，自治自理和户籍管理必存其一，他们这一“反对”，反而令户籍制度改革修正不力，把他们也拒之门外。

户籍制度的复杂，不在于人口二元化管理的现实，“专家”们信口雌黄，却不愿意承认，中国人口实际上是三元化，是三元化：吃皇粮的大小官，没有皇粮高税收无福利的民，民之间再分为城市和农村。别有用心的人就是故意模糊了中国的主要二元矛盾是官民福利分割悬殊的矛盾，而称为城乡二元矛盾；蠢人就是以为城乡二元就是官民二元，所以一些人对废除户籍制度的期望是“可以象城里人那样报销医药费”，哥们，80后的有那些个报销过？

也正因为主要矛盾是官民二元分置，（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必然结果，有人称它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封建制度），而不是城乡二元；仅仅是因为有一个时期城里人都是吃皇粮的，才令人以为是城乡二元。但这个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为什么这些所谓的改革，都会无疾而终，“户籍制度改革”这个时髦玩意，从出生第一天就过时了；而对官民二元进行改革，又成为“全面西化，美式民主”，得，那就换着花样“改革”吧。马太效应始终会发挥作用，那些无权无势的小老百姓，无论是躲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是被剥削压迫得最彻底的一群，只不过是“政策”上改几个字。



人民日报社评：
　　不久前，一则新闻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因户口迁入北京遭拒，在北京工作的安徽籍律师程海分别将老家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公安分局和北京市昌平公安分局告上了法庭，要求两者为他办理异地户口自由迁移手续。

　　像这样将户口问题诉诸法律的，只是极端案例。作为一个社会关注焦点，任何有关户籍的话题，都能拨动大众的心弦。

　　在中南大学行政管理学院院长李建华教授看来，户籍改革之所以如此受人关注，说明此事已经成为一个事关公众利益的基本社会问题。
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有利也有弊，从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形势来看，这一政策的弊端在扩大，益处在缩小。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

　　事实上，早在14年前，户籍制度已确立了城乡“一元”的改革方向。

　　一

　　“二元”户籍分割

　　城乡壁垒森严

　　背景：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实施。自此，中国形成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随之而来的，是附着在其上的权利和保障的差别。

　　“宁要城市一张床，不要乡村一所房。”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是在上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将我国划分为城市和乡村的二元社会，将中国人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个群体。“二元”户籍制度，给城乡之间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差异。

　　客观来说，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曾在国家社会管理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特定时代下的特殊产物。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现行的户籍制度的弊端，更是显而易见：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现行户籍制度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不利于我国农业人口城市化顺利进行；“人户分离”的大量存在，也极大地增加了对人口进行精确管理的难度。此外，户口迁移规定过死，难以满足公民正常迁移的需要。

　　在全国政协委员杨春兴看来，现行户籍制度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多种社会福利待遇的不合理附加。

　　他认为，以户口登记为依据，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行政管理工作，给户籍管理附加了过多的不合理社会管理功能，使户籍登记失去了本来面目。

　　“同命不同价”的悲剧，根源也在此：依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即使是在同一起交通事故中受到同样的伤害，但因为受害人的户籍身份不同，农村居民所得到的赔偿金额往往与城镇居民相差几倍。

　　李建华的看法则更进一步。

　　他认为，从源头看，户籍和国籍一样，都是人们为了社会秩序这一公共利益，不得已选择牺牲部分自由的结果。既然这一社会管理手段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结果，那么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管理者本应秉持竭力避免和减轻害处的理性。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一理性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甚至漠视了。正因如此，我国户籍管理政策经历了几十年演变之后，非但没有剥离一些户籍外因素，反而逐渐增加了各种因素。一些地方的政策，如投资和户籍挂钩等等，就是“户籍万能”思想的结果。

　　二

　　改革条件已备

　　十二省份“试水”

　　背景：今年两会上，公安部承诺，将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对《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若干意见（送审稿）》进行修改完善，加紧《户籍法》的立法调研工作，力促早日出台。

　　李建华认为，如果说过去50年间，现行的户籍管理政策尚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有其合理性的一面，那么事到如今，这一政策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应当予以改革，更重要的，这一改革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在李教授看来，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城市和小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为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奠定了基础。而允许城镇中一些具有合法固定住所、有谋生手段的公民在常住地落户，并不构成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和冲击。同时，与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挂钩的民政、劳动保障、教育、计划生育等制度的改革也取得了明显进展，为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

　　李建华提出，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应以承认和尊重人的自由为理性基础，还原户籍管理的本来意义，变管理为服务，坚持“人户实际结合”的服务原则，防止户籍制度成为权力部门“搭车”的平台，最终实现户籍制度的单一性、服务性和信息化目标。

　　事实上，近年来各种改革也在“摸着石头过河”。

　　国家1992年就成立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

　　各地的改革，也早已在进行之中。河北、辽宁、山东、广西、重庆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年来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为推动改革政策的顺利实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主动配合民政、劳动保障、计划生育、教育等部门调整相关配套的经济社会政策。

　　而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治安工作会议上，公安部宣布，我国将大力推进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为重点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实现公民身份平等。

　　除此之外，我国还将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落户条件，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促进人才交流和人口的合理有序转移；完善暂住户口登记，探索建立居住证制度；放宽夫妻投靠、老年人投靠子女到城市落户的条件限制，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

　　对暂住证制度的改革，上海、重庆、沈阳、成都等地走在前面。他们实行居住证制度，保证领取居住证的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在纳税等方面履行同等义务的同时，享有市民待遇，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生活。

　　三

　　难在配套改革

　　必须稳妥推进

　　背景：很多地方的户籍改革，因为相关配套没有跟上，无力承担附加在户口上的诸多福利而紧急叫停。例如，郑州市在2003年宣布入户政策完全放开、允许外地人员以“投亲靠友”等方式办理户口，但一年之后却以“暂缓人口激增带来的城市压力”为由，踩了“急刹车”。

　　改革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效果似乎不尽如人意。

　　许多地方，农民有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居民户口”后却发现，教育、医疗保障、就业等却没有随之“升级”，有了进城的“门票”却享受不到“市民待遇”。

　　城里人也有怨言：户口一放开，庞大的农民涌进城，城市就真正变成“闹市”，不得安宁了。况且大家如果完全平等，不是来分我们的“蛋糕”吗？

　　改革步伐快的地方政府也很头疼：放宽城市户口限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不但增加了人口管理的难度，还大大增加了城市的容量。如果完全放开，城市肯定会“不堪重负”。

　　李建华认为，户籍改革多年来进展不大，甚至有反复，正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复杂性所致。户籍制度改革涉及非常广泛的权利与利益的再分配。单靠城市政府和户籍的行政管理部门从技术上想办法，不可能找到改革的正确途径与方案。

　　与李建华的看法一样，在今年的两会上，杨春兴委员提交了一份《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消除束缚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的大会发言，他认为，如果户籍改革与经济社会配套政策未能衔接好，其他方面还是二元的，仅户口改成一元的，没有实际意义。国家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步伐，探索和制定相应的各项配套政策措施。对社会公共资源要让全体公民共同享有，不分地域、不论身份和职业，实行权利与责任、权利与义务对等。

　　许多有识之士还提出，对于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的制定，除了国务院积极调研协调，还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发挥作用，因为户籍制度实际上涉及公民十分要紧的权利问题。户籍制度是一项公共政策，其改革应该广泛听取民众意见，而不能由相关部门“关起门来”进行。

　　李建华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并经过多年的酝酿准备和各种形式的实验，户籍政策改革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技术上亦完全可行，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有关管理部门放下思想包袱，抛却部门利益，制订切实可行的办法。

　　户籍制度牵涉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推进户籍这项改革，既符合大多数公民的意愿，也是落实“科学发展，共建和谐”这一社会管理目标的必要前提，应当稳妥而积极地推进。

　　链接户籍管理制度

　　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户口登记制度。规定城市和农村人口实行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入、迁出、变更等7项内容的户口登记制度。

　　二是户口迁移制度。我国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在常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公民常住地发生变化后，应将户口迁移到现住地，即进行户口迁移。

　　三是居民身份证制度。为16周岁以上的公民颁发身份证，16周岁以下的公民可自愿申领身份证。

　　本期关注：

　　户改时间表

　　早在1993年6月草拟的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中，便提出“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

　　河北、辽宁、山东、广西、重庆等12个省区市近年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

　　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明确规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适当放宽农民工落户条件；大城市要积极稳妥地解决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户籍问题。

　　今年两会上，公安部承诺，抓紧对《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若干意见（送审稿）》修改完善，加紧《户籍法》的立法调研工作，力促早日出台。

　　今年3月，公安部宣布，将大力推进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为重点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还将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落户条件，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

　　建议制定户籍法的议案

　　议案目的：

　　为建立和谐社会、市场经济、诚信社会做好基础性的规范；

　　剥离长期强加给户籍制度上的不必要的政治、经济与其它社会功能；

　　解决户政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的不适应；

　　解决公民户籍申报上存在的老大难问题；

　　解决公民实现迁徙自由事宜；

　　确保每年一次、5年一次、10年一次人口统计准确性；

　　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与科研、教学提供真实可信的基础性数据。

　　户籍法建议稿与现行公安户政管理不同之处：

　　由现行出生、常住、暂住、迁出、迁入、死亡、变更更正七项登记变为出生、暂住、迁徙、死亡、变更更正五项主要登记；

　　取消迁移制度，由现行迁入迁出事前审查，变为事中与事后相结合审查；

　　由现行公民变更更正登记层层审批制，变为一线确认制；

　　分解户籍民警管得过重、过多、过杂、过细、根本无能力做好的事项；

　　公民户籍申报登记引入司法审查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 崔富华

牛虻观点：
中国现状之可怕，不在于目前不算太民主，政府效率不算高，腐败也还很多；而在于认为已经很民主了，政府效率很高了，腐败已经很少了……有一句笑话："中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因为执政党以无可争议的先进性把人民的民主权利都代表了"，这完全是一句笑话吗？

文中黑体部分，恐怕就是这种认识的误区表现。“代表制比代议制先进”，根据是什么？是马克思的一个设想，还是实践中人民的满意程度？马克思可以发表任何言论，但凭什么他就是对的？他错在那里？

牛虻可以很明确地指出，马克思的错，错在他不懂管理，（这不能怪马克思，当他死的时侯1888年，还没有现代预案管理），任何一个竞选或者企业管理同样可以分作人治、法治；人治就是选一个人，以后全靠他了；法治就是大家定一个方针和行动计划（象打仗的军事计划），然后按这个预案办，定期审核。显然，后者考究的是计划的科学性，前者，唯一能考究的就是人的道德水平。

既然任何预案的制定实施和执行，都是一段时期的事情，又凭什么说“因为有一段时期代议权力失落呢？”选举，所选的实际上是政治主张，施政预案，而不是某一个人，这是马克思和现在的共产党都没有能够明白地方，马克思不奇怪，100多年前的人，与今天一个中学生相比都类同于文盲，但共产党这里就不好解释了。

以道德代替法律，以道德感觉代替科学专业的考核、选拨、监督，是中国历史上发即使象大汉盛唐强明（强了二三十年）也不得不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两千年前的举孝廉，和今天的“代表”代选，有什么区别呢？代表制比这种乡里孝廉，甚至还有所不如。人家举出来的孝廉至少在某处某地可以当个小官，象曹操当了“人民代表”就官至洛阳北区公安局长（北尉），可以用“法西斯手段”仗杀老革命干部骞硕同志的叔父（曹操的五色棒让牛虻想起“法西斯”这个词出处）；那今天的代表呢？也就聚在一起公费吃喝旅游开会一番，偶对对媒体发表一些多数不着边际少数着了边际不太专业的建议，最后还是做他们该举手时要举手的橡皮图章。

一个制度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先进，是不是民主，不是自封的。刘教授和他的党，楞是没有想明白这条。


中国民主模式确立 仍需融合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

中新网5月7日电 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论坛》刊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的文章指出，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但仍要找到一种把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的机制，它要以二者的“融合”为特征，各自在“有机结合”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文章说，中国的民主模式在两个方面已经确立：一方面，它已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有基本的构架和基本的实现渠道；另一方面，它又在前进中不断地探索和完善，包括理论上的发展和进一步明确，实践上的进一步落实。

　　首先从指导思想上说，中国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政府和国家的
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除了当好公仆外，没有任何权力。而这一点，与西方先进的民主理论家提倡的并无区别，甚至比他们更彻底。说明中国已把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理念确立为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其次，代表制与代议制不同，它是一种更彻底的民主实现形式。因为代议制本质上是一种“精英轮换”制度，“选民只有在选举时才是自由的”，一旦选举完成，在代议人与被代议人间存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他们就将受制于一个异己的意志”，这一点，即使代议人完全出以公心也不可避免。马克思总结了几个方面：代表必须由各区通过普选产生；代表必须对选民负责；选民不满意代表工作时随时可以撤换；代表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取消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代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训令”。

　　文章认为，这样的一套制度，与代议制显然已有重大区别了。中国正是根据马克思这个设想和列宁在俄国的实践，采用了代表制体制，以希望实现更完全的民主。

　　再次，中国根据马克思代表制理论和人民主权理论设计了实行民主的基本政治构架和基本运行渠道。这就是党内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员的民主生活制度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议行合一原则下的执行制度，人民的广泛参与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城市社区自治制度与一定范围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制度等等。应该说，这一系列制度如果都落实好，中国的民主将是一种有秩序、有内容，既成本低廉又保证高质量的民主形式。

　　最后，中国在这方面已进行了大量工作，摸索了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并取得了可观成果。尽管这些具体形式有些还是实验或试点性质，但表现的内容却揭示了它巨大的生命力。比如在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自治和基层政权建设中实行的各种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等，都为我们的民主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文章也指出，中国的民主在这种探索和发展中，理论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主要是，过去在国家管理理论中，往往受精英治国论的影响，实际上奉行了一种政府主导的原则，公民权利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实现。为了纠正这个偏差，也曾探索过凡事诉诸群众，以至滑向“大民主”的泥潭，导致社会的混乱和失序。现在必须重新研究这个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要找到一种把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的机制，它要以二者的“融合”为特征，各自在“有机结合”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而这需要重大的理论创造。

　　另一点，则是在实践上切实解决公民权力的落实和对政府权力的监督问题。中国过去一直对权利和权力的性质、运行机制、变化趋势研究不够，以致两方面落实的都不好，现在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牛虻意见：

“中国税收是全球最低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对的，也可以说是错的。说它对，是因为有中国国务院“最权威”的税收统计数字，只占GDP的20%，比美国的平均占GDP税负35%少了一个档次。说它是错的，是因为中国的“税”只是政府收入和政府相关机构收入的一小部分。这个行政行费，好象是很谦虚地“很大”，其实，它充其量只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收费，还有各路诸侯留下买路钱的不算在内，至于弄权寻租让小民用这样那样方式明着暗着进贡的就更多了。就算是这样，税＋费，仍只是政府占有社会GDP的一个次要途径，以政治权力保证经济行业垄断获得收入，才是大项，如果以政府占有的社会GDP比例来说，达到80%以上吧？所不同的是，这个占有的收入，受益者还不是全体国民，所谓的纳税人，而只是三个代表中的一小部分，6000万里的十分一？其他的十分九，无非是出卖了灵魂，达到了平均水平作为“回报”的底层奴才。中国2000年的封建社会，就是这样保持“稳定”的。

昨天看史，有了一个感触：“有为而亡，无为而治”。秦之亡，隋之亡，春秋吴之亡，秦始皇，随炀帝，吴夫差，都不是无能之君，他们的亡，都只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已得位之正，而急欲有为。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为证明什么而去为。政府有为，就要去控制社会，权力泛滥，社会就走向腐败；无为，是政府担负起领导者监护者的角色，让社会各个部分去行使自已的职能责任，早日抛弃那个政治大流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封建专制法西斯邪教，中国就早日有崛起的希望。某大国的执政党，犯的最大政治错误不是大跃进文革，而是为了证明自已与从前中国政府的独特，处处希望有为，处处控制社会，凌架在民族社会之上，却抱着马克思的陈词滥调为自已开脱，若不改弦易辙，其败其亡，可以预见了。治大国如烹小鲜，需要的不是把全民族变成自已的奴才，把财力物力集中到自已手中大为特为，而是恰恰相反，引导整个民族各个层次担负自已的责任发挥自已财华，潜移默化，让政府变成一个公民社会中的小政府；至于历史阶段形成的“既得利益”，只要不扩大，就会在未来的进步中一一消失，倒也不必以急风骤雨的立时清算为台阶，这，也是无为。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记者 刘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司长曹长庆日前表示，要加快制定行政收费法，明确允许设立收费项目的条件。

　　曹长庆在收费统计工作座谈会上说，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收费管理法律，有关收费的各种规定，散见于各专项法律法规中，行政审批仍是设立收费项目的主要途径。

　　“收费项目的设定，应当以法律为依据，而不是以行政审批方式设立，行政审批容易受到各方面的干扰。”曹长庆指出，依法设定收费项目，可以使每项收费都有明确的依据，真正反映公共服务的性质。

　　当前，我国各种收费规模依然偏大、行为不规范。2005年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总额达4000多亿元，再加上各种基金征收总额2000多亿元。越权立项、无证收费、收费不公示、任意扩大收费范围、随意提高收费标准、搭车收费、坐收坐支、只收费不服务等现象普遍存在。（来源：齐鲁晚报）

牛虻观点：
老百姓看不起病，是因为“医疗行业市场化”；老百姓买不起房子，也是因为“房地产市场化”；对市场化的妖魔化存在于我们这个愚昧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妖魔化市场，老百姓就真的可以看得起病，买得起房了吗？市场真的是罪魁吗？身为老百姓，与其当道德判官，说市场合不合乎社会主义教义，是不是财迷心窍，不如实在想想，市场化自已对自已有利，还是官场化对自已更有利。

奇怪的事情就在于，真正起劲反对市场化的人，并不是我们认为拥有了特权，正在从官场垄断中获取利益的人；事实上，在政治特权始终渗透到经济领域，以市场的名义瓜分社会利益的“改革”过程中，这些人赚足了油水，有充分的经济上的风险承担能力，他们的反对，如果真有反对，更象是某种姿态。相反，是那些因为没有特权也没有在市场中得分的人，自以为取消市场化就可以从官场化分配中得益的人；这些最愚蠢的中国人，他们不知道自已并不是“官”，根本没有资格参与官场特权利益的分配。

中国为什么搞不起民主，有一个不是笑话的戏谑：中国人都以为自已是官。
就以这个房地产搞“单位自建房”论，在60前的中国人，都有那么一个“单位”，现在他们拿着的退休金比在职干活的骨干还要高；60－70年中国人，已经因为皇帝党负担不起人人有单位，而给伟大领袖轰到农村接受了十年八载的再教育，回城后也没有进单位（少数幸运儿除外），成了“合同工”，现在多半已经是下岗；至于80年后的除了少数太子公主妞妞之类的呼风唤雨“才华横溢”，极少数“幸运儿”就算考进公务员，也只不过是这个圈子里的最底层，加薪没他们什么事，人事一精简，他们就第一批下岗。说句难听，以单位作考核的年假啦，年金啦，房地产公积金啦，公费医疗啦，公费体检啦，皇家养老啦，公费出国旅游啦，有那些个买不起房看不起病的老百姓是承受过的？？？？？？？？真的取消市场化，单位去分房，政府管看病，大家会有什么实际利益吗？

中国是一个等级社会，学名“封建社会”。这种社会特点就是社会利益不是按竞争力分配的（市场化），是按等级层次分配的，从奴隶社会开始，等级社会的特点就是新陈代谢非常困难，否则，世界上也不会在“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口号下为了人人平等战斗几百年，死去上亿人。等级制度下，利益总是首先从权力中心开始分配，“制度政策的人不会让自已吃亏”，在中国也不用对小民利益负责，小老百姓利益已经给永远“代表”了，投票也变成了“美式民主”。当一些不是官却反对市场的人，真应该问问自已的猪脑袋，“你自已是官吗？”

不错，今天我们看病看贵，看不起病，房子很贵，买不起房；为什么不想想，那也可能是因为特权的存在，首先瓜分了核心利益，却让市场去消化特权的代价，这看病能不贵吗？房子能便宜吗？这是市场的错吗？我们这个社会有过公平法制下的“市场”吗？我们的市场竞争公平吗？真是妖魔化市场，这些自以为是官的猪头老百姓，会得到好处吗？



原文：
近日举办的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上，针对房地产市场实行双轨制的建议，中国房地产协会前会长杨慎和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王国刚表示，房地产发展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方向不能动摇。

　　市场化功大于过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些年过分强调住房的商品化、市场化，是导致调控房价失败的原因之一。并且提出“应当按自建房、单位建房占到整个住宅供给量的70%~80%，留下的20%左右的空间给商品住宅”。

　　对此，王国刚表示，如果这个观点成立，就意味着中国1999年到2001年的公房改革失败。

　　“不能因为眼下商品住宅市场上有问题，就认为我们发展商品住宅市场搞错了，现在的问题是发展中和发展不足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发展市场的问题。” 王国刚认为。

　　王国刚说，与公房改革之前相比，还是有很大的进步。“过去单位建房中以权谋私的事、腐败的事少吗？各单位为了分房，职工打破头，这种事少吗？职工的住宅面积增长的幅度是什么状态？大家居住的情况又是什么状态？收的可怜的租金连房子维修费都不够。”

　　杨慎也表示，近年房地产发展比较快，就是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杨慎举例说，从建国到1980年30年间全国建成7亿平方米、共1140万套住宅，平均每年全国建成46万套住宅；而从1980年至今全国总共建了1.1亿套住宅，是过去相同时间内的十倍。

　　1980年我国人均居住面积不足5平方米，2000年后我国人均居住面积超过了27平方米。

　　此外，王国刚还认为，住宅商品化和市场化解决了过去单位建房存在的配套设施的问题。“城镇化过程中各种配套设施的完善，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商品住宅的土地销售，一旦回到过去这些恐怕没有了”。

　　“市场化的方向不能再退回来，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们要继续前进，在前进当中继续解决问题。”杨慎表示。

　　划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边界”

　　王国刚同时认为，目前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政策都存在漏洞，主要是适用对象太过于宽泛，必须“划出边界”。

　　“现阶段经济适用房界定的适用对象中，‘中等收入’人群的概念混淆不清，”王国刚说，“购买经济适用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从而使得经济适用房的需求急剧扩大，一方面政府难以承受负担，另外一方面真正的低收入者无法获得住房。”

　　王国刚建议，必须对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划定边界。对于经济适用房采取只租不卖、缴纳
房价20%押金以及不得购买奢侈生活用品的政策。

　　在王国刚看来，廉租房实际上是用财政支持的，一个城市的财政只能支持这个城市的人口，在现阶段户籍制度逐渐取消的情况下，应该用消费水平来作为划分一个城市人口准入的“边界”

　　“你的收入达不到在北京的消费水平，你就不应该进入北京，应该进入下一个层次的城市。”王国刚说，“如果那个层次的城市也不能达到，应该进入再下一个层次，城市本身是多层次的，大家怎么能往有限的几个大型城市集中呢？”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熊剑锋）

牛虻观点：
我是坚决支持户籍制度存在但不反对改革，但实际上我的主张比这个条件还要宽松：在一个地区纳税累计足额，或工作时间足够长，或买有合法住所，或有足够数量的投资，或有足够数量的捐助……，都可以入户。这个条件，实际上也是世界范围内的“户籍制度”原则，包括你如果希望在美国某一城镇取得绿卡福利号，（等于中国入户），也是这个条件。而现在这个条件，对许多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请问目前房屋是多少钱？当初喊着户籍制度万恶的人等，有几个是目标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的？我敢肯定，在京沪穗深这些城市，租约一定不算数！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地区户籍管理（实际上是地区人口总量调济）是一个社会存续的客户条件，与意识形态和东西方价值观完全没有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任何人可以自由出入”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何必脱离实际喊空口号，结果呢，无非是实际准入条件搁得更高而已。



中国公安部29日召开了全国治安管理工作会议，会议议题之一是讨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据介绍，中国将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落户条件，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指出，中国将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落户条件，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促进人才交流和人口的合理有序转移；完善暂住户口登 记，探索建立居住证制度；放宽夫妻投靠、老年人投靠子女及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落户的条件限制，放宽对投资、兴办实业和购房人员的落户政策，放宽各类人才落 户政策，探索建立居住证制度。

　　新华网的报道提及，黑龙江省在2006年决定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两市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并通过这两个市的户籍改革试点，有望于2007年在全省范围内实施户籍制度改革。

　　然而也有专家指出，如果城市公共产品与服务不能承载过多人口，新进城的人就有很多相关利益享受不到。因此户籍制度改革要想切实取得成效，不能靠户口一迁了之，而要着眼于搞好综合配套改革。

牛虻观点：
这位党校教授算是有点良心的，不过只是痴人说梦。搞社会主义就是搞垄断，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育，早就让这个认识深入每一个成年中国人的内心，今天无非是在争“垄断好还是垄断不好”，利用着一些愤青“垄断”富国强兵的美梦，却不顾历史上“民穷国必弱”的历史教训。说来马克思主义这种逻辑漏洞如此明显的理论能在中国找到长久的市场，除了中国浓厚的封建历史文化恐怕再无第二种合理解释。它的基本理论真的很可笑：“为什么要搞‘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垄断资本主义腐败；为什么垄断资本主义腐败？因为它消除了自由资本主义竞争；搞社会主义怎么搞？要消除所有竞争，让政府完全垄断经济，掌握分配特权；这样有什么好处？因为自由竞争是不好的，那叫'无序‘”。今天说市场不即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因为“无序”！无序并不是没有法治的无序，而是政府不能垄断的无序。

所谓限制垄断企业的收费，根本不可能，世界上都没有过成功的先例。人家连员工老婆的卫生巾也算入成本，你限制个屁！在没有竞争对比的情况下，所谓成本，无非是一种数字游戏。（马克思有多下流可想而知了）。限制垄断企业的福利，那么是让更多的人进入垄断企业，还是把对公众的收费降下来？恐怕是不需要未卜先知的才能。如果不是垄断福利高涨，就是人浮于事，甚至两者兼而有之，这就是今天中国垄断行业的游戏。最终，人们会发现，唯有市场，打破垄断，才能让成本归于真实，才能真正降低整个社会的运作成本，国家才能真正富强。要消除行政权力左右下的垄断福利，唯一的办法就是交给第三方运营，这仍是市场法则：优胜劣汰。

今天许多人仍不明白市场就是公民约法下的公共竞争，为了维护少数人的对社会的掠夺式的垄断福利，对市场的妖魔化仍在继续，但是历史的车轮是不可能仅仅因为中国特色就停止前进。鸦片战争已经让前一版的那个封建大国走进历史的垃圾堆，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只不过是为少数人的垄断福利而存在的封建体制。

本报记者 勾新雨 北京报道

　　2月28日，两会前夕，本报就社会公平和收入分配问题专访了中央党校经济学部陈文通教授和政法部副主任张恒山教授。

　　据了解，社会公平和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各级党政官员最关心的首位问题，而中央推出的一系列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已经初见成效，自免去农业税等政策推出后，上访人数大幅减少。

　　最关心的问题

　　陈文通教授介绍，从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的交流来看，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问题已经成为了近年来各级党政官员关心的首位问题。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各级官员们已经明显感到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非常快，幅度非常大，并表示这个问题应该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加以解决。

　　去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指出要“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久之后的《学习时报》上，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撰文指出，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

　　该文是中共中央党校2006年春季学期进修一班学员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其中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收入分配已相当不均，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影响了社会稳定。

　　“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收入分配问题还是第一次，可见中央对解决此问题的决心很大。”陈文通说，为什么中央在现在提出调节收入分配，就是因为现在的收入差距太大，各方面都认识到并有很大的反应，中央感觉是大问题，认为把收入问题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来解决已经到时候了。

　　陈文通介绍，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阶层收入差距都很大，几个系数都很危险了。低收入群众在表达不满，社会保障机制也不完善，教育、医疗等问题，让民众很有意见。

　　陈文通分析，中央在用词上也有了微妙的变化，过去我们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次中央没有提这个口号，从去年的中央全会，到后来的经济工作会议，没有再提起，不是简单否定，而是说我们有了新的重点，就是更加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总理最近也在发表的文章里表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

　　事实上，几十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和地区自然条件差异，以及制度问题、官商勾结等腐败问题，已经使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民众现在的首位问题，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拉开收入距离变成了现在的减小贫富差距问题。

　　陈文通介绍，目前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城市内的差距，城市里主要是各阶层之间，城市贫民的收入很低，有的没有工作，社保水平也很低；二是城乡之间的差距；三是垄断行业的特殊高收入，这使得其他行业职工忿忿不平，同样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公民，为什么他们这么高；四是地区之间的差异，党政干部本身就有感受，同样级别的干部不同地区收入差别很大，包括职务消费部分。

　　陈文通说，除了差距以外，低收入和低工资也是大问题，工人的工资只有同水平的国家的一半左右，这固然为我们的出口提供了劳动力优势，但问题是居民收入不高，内需不振，可以说现在的分配问题已经影响到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两极分化严重，贫困人口仍然很多，我们在国际贫困线下的人口有1到2亿，有说法是3亿。

　　另外，国内消费不足已经让我们的发展模式走上了恶性循环的道路，我们试图用拉动经济增长的办法来拉动工资增长，结果由于要保持出口竞争力，工资越来越低。我们的经济增长只在小范围内循环，投资品在生产和建设之间循环，脱离了消费环节，表面上增长很快，但实际上与群众要求越来越远。过多的资源向城市和工业倾斜，老百姓的利益越来越少。

　　保护弱势人群的谋生权

　　近日，上海市宣布，从今年下半年起，市区部分路段经市民同意，可设置部分便民类摊点，对马路摊点不再一律封杀。

　　据了解，目前上海的无证摊贩在5万以上，上海市市容局将允许一部分小摊小贩的存在，给他们颁发临时许可证，但基本条件是：申请临时设摊许可证的摊主必须在上海居住至少半年以上，同时要向所在街道提出设摊申请。

　　今年1月份，中央党校教授、政法部副主任张恒山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小贩的谋生权高于市容整洁权的观点，由此引起了海内外媒体对弱势群体生存权利的强烈关注。

　　近年来，城管与小商贩的矛盾越来越激烈，成都商贩尿泼城管，北京的摊贩、退伍军人崔英杰激愤中刀刺城管人员致死以及由此引发是否应承担死刑责任等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2月28日，接受本报专访的张恒山教授表示，城市的小摊贩是需要我们给予高度的同情和尊重的一个群体。城市的小摊贩中少数人确实不太注意文明卫生，需要加以教育管理。但是我们的前提是要允许小贩经营，在允许经营的前提下进行管理。这会增加很多工作量，也会带来很多麻烦，但是不这样做不行，像我们一些地方禁止摊贩，就是倒行逆施，是断人家生路的事情。

　　他说，上海的做法是有一定限度地放开，但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小贩管理得好的话，市民的生活更方便，对市容的影响也不大，城市是用来生活的。

　　早在两三年前，张恒山教授就在课堂上开始以小贩与城管的关系为例来讲解权利冲突，他说，我们一般都谈人权保障，但现实中不同群体间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两年城管与小贩的冲突越来越厉害，在对权利的需求中，小贩要谋生，摆摊是要饱肚子，吃饭是最基本的需要，城市清洁是在吃饱饭之后更高的需要，在最低需求没有满足时不可能满足更高的需求。把城市市容整洁摆在前面，这是一种不合理的价值位阶排列。

　　“小贩也是我们国家公民的组成部分，对小贩也应当像对待其他市民一样给予同等尊重。”他说，我在给党政干部上课时讲这个问题，绝大部分学员都能够接受，少数人有意见保留，但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

　　张恒山说，把城市的整洁置于小贩谋生的权利之上，这是本末颠倒的价值观。我国的经济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的程度，我们的制度还没有完善到那种程度，以至可以为城市的贫困户、农村的贫困户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我们缺乏有效的失业救济制度，虽然有最低生活保障，但那只是杯水车薪，困难的人卖点东西补贴家用，这是自力更生谋生存，政府应该鼓励。政府应该尊重人民追求良好生活品质的权利，这种权利和追求市容整洁的权利不在同一个价值位阶上。

　　为什么我们一直忽视小贩的存在？张恒山教授解释说，我们有各地方性城市管理的规章，但民众能不能充分参与这些规章的制定，这些规章是否充分反映民意，现在不好判断。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前，地方立法主要靠地方政府，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认识。合理的城市管理规章的制定，其背后有一套很复杂的东西，其中包括社会正义理论。社会正义理论在我国研究非常不够。中国这些年对经济发展理论关注得多一些，而社会正义问题得到理论界普遍关注是在最近这几年，而普遍进入学者、民众和官员视野，就是在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之后，尤其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和谐社会的特征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之后。

　　张恒山介绍，体现公平正义有几个层面：第一是基本制度上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不管是什么身份、有什么地位，或其他什么条件。这点说起来很简单，但现实社会中没有做到，最明显的就是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社会制度本身就是把人分成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两类，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事务上体现着区别对待。现在的很多社会不公正和体现着这种不公正的政策都根源于城乡二元结构。

　　第二是谋生机会应该是平等的。这一点上，包含的内容非常复杂。受教育不同谋生机会就不同，而受教育不同从哪里来，城乡二元结构就会造成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就是在同一个城市里，在两所不同的学校受教育，导致的谋生机会也不平等。另外还有职业选择的机会平等问题，资源获得的机会平等问题，等等。比如获得土地资源的机会，应该是平等的，但实际不是如此。改革中很多资源分配，获得资源的机会都是不平等的。

　　第三是对因社会自由发展必然导致的不平等加以合理调节。除了各种各样的制度缺陷导致因机会不平等带来人们的收入结果不平等外，平等机会下的市场竞争，也会产生不平等。市场中的交换实际上是不平等交换，学术上叫信息不对称，实际上就是通过合理的信息隐瞒，导致市场交换的不等价，虽然是合法的但又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贫富差距过大，这时作为社会群体的总代表，政府就有义务对收入进行合理的调节。

　　张恒山说，一方面要承认，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不平等，人们的收入有差别，而另一方面就是这种不平等要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收入差距不能过大。如果差距到了10%-20%的人占有80%-90%的财富，而政府对此不采取任何调节措施，这就会埋下社会以非理性方式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隐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社会付出的代价将是惨重的。

　　垄断高收入没有理由

　　此次调节收入分配大潮中，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高福利一直备受各界关注。

　　去年5月，第三届中国薪酬管理高层论坛上，劳动部副部长步正发指出“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据他介绍，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到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到10倍之间。

　　去年6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开始酝酿相关方案，旨在通过经济和行政“两种手段”来对垄断行业的过高工资收入加以限制。与此同时，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联合劳动部等几部委共同起草的一份名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稿进入了征求意见阶段。

　　6月底，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国资委发出文件开始削减央企高昂的住房补贴。

　　陈文通说，垄断行业高收入之所以引起关注，主要是因为城市职工的反应，七大垄断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到很大比重，一年几千亿的利润，留在企业里，职工收入很高。

　　“一些垄断企业连看大门的每月都能拿到三四千元工资，这几乎相当于一个大学教授的工资水平。”陈文通说，垄断行业要限制合理的利润水平和工资水平，我们之所以允许垄断就是因为这些行业本身的特殊性，由国家经营更好，但如果国家经营造成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垄断结果，还不如私人经营好。

　　他认为，我们应该限制垄断企业，首先限制其利润，再限制其工资，既然是国企，就可以控制其工资涨幅，另外可以通过所得税来调节。

　　他说，技术本身可以导致垄断，但不是全面垄断，比如电力行业，电网是必须垄断的，不可能有几张网，但不能电力设备的零件都要垄断，不能有过高的垄断利润，过去的汽车制造中，救护车就必须由
卫生部的厂子生产，安全用车由公安系统生产，建筑用车由建筑系统生产，这就不合理，要清理。

　　根本则是通过价格限制来解决垄断性超额利润问题，利润才决定工资。其经营成本究竟多高，是不是亏损，不能由企业自己来说，要通过
审计等手段来查明。

　　陈文通认为，既然是垄断行业，其产品和服务价格就不应该自主决定，价格应该由立法机构或立法机构授权政府来制定，给企业留出合理的利润，比如公交和汽油，就要国家定价。

　　相伴而生的问题就是，政府长期缺位，没有行使定价权，虽然表面上是政府定价，但主导权还是在企业和行业手里。

　　是否能够打破垄断，陈教授并不乐观，他说，因为已经有了利益关联，垄断企业的收益一部分流到中央和地方财政，有的还是支柱企业，两级财政都靠其保障税收，反垄断并不容易。一个是涉及财政收入问题，另外一个也有稳定的问题。

牛虻观点：
牛虻刚好算得上有线电视数字电视的专家了，此数字电视非彼数字电视。本来技术上看三网合一，通过CATV作数据通信较电话线的DSL有更大的优势，但这个优势不是通过垄断手段搞低质高价，收数据服务的钱仍给看古董级的模拟电视，还欺世盗名地说什么进步。就因为对于有线电视部门榨民掠财的手法太清楚了，所以这个工程是显而易见的失民心工程，但为什么不但得到中央默许还可以全国强行推行？仅仅是部门利益可以解释吗？为什么部门利益可以高据国家利益之上鱼肉百姓呢？这才更值得中国人深思。





新闻：
正当各地广电部门为2006年全国数字电视用户整体增长880万户额手称庆之际，一场从全国各地两会上刮起的反对数字电视强制转换的声音却不期而至。

　　同时，今年2月以来，南京、贵阳、南宁等地用户普遍反映，数字电视收费价格超过群众接受能力，依靠行政手段强行关闭模拟信号，以及数字电视节目质量有待改善等突出问题。

　　在各方压力面前，2月28日广电总局官方网站发布了<广电总局进行全国有线电视数字化情况通报>，特别强调在坚持推动有线电视数字化的发展方向不动摇的前提下，要坚持有线数字电视的公益属性不动摇，妥善处理好不愿参加转换的用户的难题，同时在增加收费的同时要提供增值服务。

　　广电总局三道通知

　　拥有74万户数字电视用户的南京是这场不满情绪的发起点。经济相对较弱、却率先完成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的广西，以及贵州，很快加入到这场风波当中。

　　今年1-2月，在这些地区的人大、政协会议上，有很多代表反映，当地广电部门只顾将数字电视整体转换，而忽视了有线电视用户的接受能力，甚至剥夺了用户的选择权。

　　在南京甚至出现了部分用户退订数字电视的行为。有用户告诉记者，"小区统一改数字电视时我家就改了，开始选了点播，一段时间后发现几乎所有节目都收费了，于是退了点播功能，不是因为钱的问题，主要是不满原来的宣传不实，而且他们强制转换剥夺了用户的选择权。"

　　在发展数字电视用户超过180万户的广西，针对数字电视的投诉比较多。南宁一位数字电视用户告诉记者，"我们的频道数量和节目数量没有太大的改善，但是收费却增长了接近一倍，作为经济不算发达的省份，广西的收费应该与广东、江苏有所区别，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一系列的投诉后，广电总局也开始重视这些突出的矛盾。在到南京、南宁等地调研后，广电总局2月3日和5日连续下发两道通知，要求各地积极推进的同时强调要照顾到贫困低保家庭的收视利益，对不愿转换的用户，要"妥善解决"，至少保留6套以上的模拟节目。

　　对于提高收费的原因，广电总局在2月28日的通报中指出:一是我国有线电视的发展，国家没有直接投入资金，主要依靠国家给予的带有公益性质的低收费政策来维持日常的维护和运转;二是有线电视数字化后加大了运营成本，需要增加投入，改造网络，免费为每个用户配备
机顶盒，建立客户服务体系等，靠原有的基本收视维护费是难以承担的。

　　对此有关专家表示，在节目数量质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模数转换应该是"全面免费"的，如果广电无法承担转换的资金压力，那就干脆不要上马数字电视，绝对不能将成本增加转移到用户身上。

　　事实上，广电总局对数字电视的态度已悄然改变。

　　对于以往提出的年增长3000万户的目标，广电总局科技司有关人士表示，"短期内我们不会再提这样的目标，稳步发展成为我们新的方针。"

　　数字电视两难

　　事实上，此轮风波并非偶然事件，从2003年广电总局全面启动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开始，数字电视的推广就一直不顺利。

　　广电总局科技司有关人士表示，广播电视的公益性造成广电部门长期没有盈利目标，然而由于资金的缺乏，无论是以往的有线电视推广，还是目前的数字电视推广都遇到了很大的资金瓶颈，"我们希望这次数字电视转换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记者了解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有线电视用户到2006年增长到1.3亿户以上，但是却因为各地网络的投资者不同而形成了传输网络无法统一的弊端，在数字电视时代广电总局依然无法改变这一状况。

　　2000年后，各地广电机构纷纷打着数字电视的旗号上市，目前国内A股已经出现像
东方明珠、歌华有线等十几家"广电系"上市公司。

　　这些上市公司在募集资金的同时，却陷入了股东对其利润增长的要求中，数字电视被他们看作是解决利润增长问题的重要方式。

　　广电总局副局长张海涛表示，"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商相比，广电每年不到1000亿元的规模太小，这主要是因为广电的ARPU值太低，目前只有十几元，而中国移动的ARPU值接近100元，数字电视能帮助广电解决这一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49个试点城市在推广数字电视中，虽然都举行了所谓的价格听证，但最终数字电视的收费却从模拟时代的17元/月提到25-28元/月。然而，这一标准在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已经超过了群众的接受能力。

　　歌华有线市场运营总监罗小布告诉本报记者，"很多地区推广数字电视采取的强制关闭模拟信号的模式，这一模式从根本上抹杀了群众的选择权。"

　　据罗小布介绍，歌华数字电视推进的速度取决于未来付费节目的市场效果，如果付费节目的订购不理想或收费方案迟迟不被批准，公司出于业绩考虑很可能放慢转换速度，因为短期内想提高数字电视收费难度很大。

　　广电总局在2月28日的通报中也强调，在增加收费后必须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罗小布表示，数字电视的公益性要保证绝大多数用户收看到更多的节目，这部分不应该提高收费;同时作为上市公司，又要保证利润，这主要靠面对高端用户的增值服务，高端用户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节目，"这方面中国移动就做得很好，在农村很多用户每月电话费只有10几元，而在城市很多用户则超过千元"。

　　然而，增值服务的差异性节目目前却面临着缺乏的困境，真正的数字电视频道尚未真正开通。"用看数字电视的钱来看模拟节目，老百姓当然不满意。"有广电内部人士如是评论。

牛虻对本文不评了，它的观点与前一文的评注相同。


舒圣祥

　　国税总局和财政部日前联合下发通知，单位按低于购置或建造成本价格出售住房给职工，职工因此而少支出的差价部分，属于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应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一时间，舆论一片哗然。

　　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征新税似乎总是不受欢迎的，公众之所以对税收形成这种“相对剥削感”，属于一种税负不公后遗症———征税总是征穷人的，或者最后总是要落到穷人头上，于是人们开始厌恶一切征新税的消息，并将之视为增加自身税务负担的前兆。在这样的情绪支配下，公众对单位低价房征收个人所得税报以谴责，是不难理解的。公众的谴责理由很简单：商品房价格高到离谱，老百姓买不起，单位低价房已成为很多人圆住房梦的一线希望，难道国税总局希望单位也像房地产商一样，大赚职工一笔才开心吗？

　　其实，如果真有单位低价房可分，大家即便交点税应该也是很开心的，因为税率不可能百分百，与高企的市场
房价相比，赚头依然很大。问题是，谁能分到这样的单位低价房呢？请注意，征税的“差价”是指职工实际支付的购房价款低于该房屋的购置或建造成本价格的差额。也就是说，如果单位按建造成本价或者按购置价卖给职工———这比市场价已经便宜很多，依然不征税。一般的自负盈亏单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有多少单位，又是什么样的单位，能够大方地从身上割肉卖给职工低于成本价的房子呢？要知道，这需要割的肉可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许多企业对职工的法定义务尚且不能履行，许多职工应得的法定权利尚且不可得的时候，奢望一般的单位能给职工分配单位低价房，岂不是痴人说梦？至此，什么样的单位能给职工分配低价房，又是哪些人可以得到单位低价房，答案已经十分明了。除了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垄断企业，还能有什么单位会对职工如此“仁慈”呢？

　　毋庸置疑，单位低价房是一种特权产物，脱胎于特权经济的单位低价房，必然只会为小部分特权人士所享有，而不可能成为大众福利。这与电信职工打电话不要钱、铁路职工坐火车免费等一样，都属于“垄断福利”的范畴。“垄断福利”的来源，要么来自软约束的公共财政，要么来自被瓜分的国有资产，要么来自无休止的垄断涨价。总而言之，这些单位之所以能对职工大方割肉，正因为他们割的并非自己的肉，而是大众的肉。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单位低价房不是来自单位对职工的慈善，而是来自对社会福利的盘剥；不是单位在给职工发放福利，而是大众在为小部分人购买超低价的房子支付补贴。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单位低价房征收
个人所得税，至少在表面意义上是有利于促进公平的，但是离实质公平仍有相当的距离。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该不该征税，而在于征税的方式是否足以实现公平，以至于，会不会走向公平的反面？———征税行为等于间接赋予了单位低价房合法性，以后是否只要缴纳个税，特权单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盘剥社会福利以自肥？

　　显然，征税的方式太温和了，不足以遏止垄断福利，无法实现社会公平。我们需要站在反腐败的高度来看待单位低价房，要看到公共财政的流失，看到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不能只看到微不足道的个税税款流失。

牛虻观点：
无论房价是高是低，我觉得都不能单方面责怪房产商，在中国，所有的结果都是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市场或者市场中某一部分人的结果。无论是医改改出百姓看不起病，还是房改改出百姓买不起楼，都是同样的资金流作怪：政府相关人等中也有大批人要住房，这个成本政府既然不能从正项收入（税收中）找到平衡，就只能通过政府炒地价炒房价找到平衡。恰恰英国前殖民地香港提供了一个政府炒楼代替正项税收的案例，所以今天政府也象香港英国殖民地当局一样以炒地来积累自已内部的住房资金，这样根据社会财富的平衡要求，老百姓等买房的成本当然就远远高于正常的房地价水平了。

政协委员称五年后珠三角难觅均价万元下住房

政协委员称五年后珠三角难觅均价万元下住房
彭磷基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股市就像一个苹果，抛到最高点，自然就往下落了，但房价不同，尤其是广州的房价不同，我可以说，广州的房价几乎没有泡沫。”

　　前日，全国政协委员、祈福集团董事长彭磷基在北京表示，九部委处罚开发商囤房、炒房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昨日，该消息引起市民和网友的广泛关注。据奥一网统计，仅昨日一天该新闻浏览量便达36万人次，发帖过800条。不少网友发帖反对彭的提法。

　　对此，彭磷基昨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赞成国家打击囤房、炒房，只是希望相关措施能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他分析预测“5年后珠三角将很难找到均价万元以下的房子”。

　　51%网友不同意彭的观点

　　房价是市民和网友最关注的民生问题。前日，全国政协委员、祈福集团董事长彭磷基表示，“九部委《意见》处罚开发商囤房、炒房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这些对开发商的种种限制与处罚于法无据或侵犯其合法权益，他建议国家机关不要仓促出台“急就章”式的政策。

　　因为涉及房价，相关消息直接触动了市民和网友的神经。据奥一网统计，仅昨日一天相关新闻和报料的浏览量就高达36万人次，到昨晚9时相关评论发帖已经过800条。

　　不少网友对彭磷基的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一些网友认为彭的提法是认为开发商囤房、炒房合法。记者发现在投票统计中，有51%的网友不同意彭的观点，有22%的网友选择同意，还有25%的网友表示“说不清”。也有网友的观点比较理性。“政府在致力解决房地产政策的同时，对不同用途的土地合理制定出不同土地使用价格。”有网友这样发帖。

　　彭磷基称网友误会了他

　　对于网友的不同声音，昨日彭磷基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一些网友误会了他的意思。“我是对相关具体措施的制定提出建议，希望不要朝令夕改，制定符合法律规定的措施，然后依法行政，”彭磷基说。他表示，由于房价问题受到多方关注，之前一些政策措施突然推出，也导致了开发商不得不由此进行调整，也导致了一些损失。

　　彭磷基表示，作为政协委员，他在调研提交提案时，更多地关注普遍的民生问题。他不会因为涉及自己所从事的领域，担心受人非议，而故意回避房价等问题。

　　“房价上涨还将继续”

　　房价是否还会再涨，这是普通市民最关心的问题。作为祈福集团董事长，彭磷基昨日预言，房价上涨还将继续，“5年后，珠三角将难觅均价万元以下的房子”。

　　“股市就像一个苹果，把它抛上去之后，到了一个最高点，自然就往下落了，目前的股市随时会进入一个下落倒计时。但房价不同，尤其是广州的房价不同，我可以说，广州的房价几乎没有泡沫。”彭磷基具体分析，地价、材料、资金成本这三大房价的决定因素均在迅速攀升。他由此判断，广州、珠三角其他城市5 年后，很难找到均价每平米万元以下的房。彭磷基仍然表达了对广州房价坚挺走势的强烈信心。

　　“我做这个判断完全有充足的理由。上海、北京的房价涨到三四万，我认为里面明显有泡沫存在，往往会首当国家宏观调控之冲，但广州的房价这几年来稳步增长，预计在未来五年涨势良好，安全系数很高。”

　　彭磷基并不讳言祈福集团目前仍在大力推进新的地产项目，在花都的新项目正是这一思路之下的产物。

　　中央执政方法“应更细致”

　　彭磷基对本报记者反复强调，“国家觉得房地产行业的利润过高，看到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我们都觉得有必要。我们很赞成许多城市的廉租房政策啊，我们觉得现在招拍挂的模式方向很好很对啊，但是不是工作方法可以再细致一点呢。”

　　“我们不反对政府的反垄断努力。但是抑制泡沫的方法是多样的，可以细致化。”他认为，土地的招拍挂制度很好，引导了反垄断之后房地产企业新的盈利模式，但是这过程中要公平竞争，发标不仅要讲透明度，还应该讲提前量。

　　他表示，如果要对“囤房”进行惩处，也要用法律手段，国家有《反垄断法》，可以依法行政。

　　彭磷基也指出，中央政府不应该只制定原则，而给地方政府留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空子。比如中央应对投标规范列出具体规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落到地方上实行，完全是“量身裁衣，随心所欲”。

　　网友拍砖

　　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加房子供应量，降低土地价格。

　　固然，彭先生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国家控制房价不能损害开发商的利益，但为什么开发商迟迟不肯公布房价成本？其中奥秘不言自明。国家控制房价目的是为了能让居者有其屋，创造
和谐社会，不压缩一下开发商的利益空间如何达到？难不成国家的政策会让开发商亏本卖房？各房产商心里都有数吧，只是赚得少了，不是亏了。

　　居高不下的房价以及个别政府部门发表“调控房价是稳定涨幅，不是打压或降低房价”的言论，使得不少人认为是政府在推高房价。

牛虻观点：
张五常的这一番话，我当时看得也是一肚子火。不过静下心来再看一次，发现这家伙是口不择言胡说八道地强调民营企业主主的利益，方式的确很不专业，形容词用得很不恰当，适得其反；但强调在政府威权前保护民营企业主的利益，不是错的。牛虻的观点一直是：最应该限制是政府的利益，“国家财产”越少越好；最应该保护的是平民百姓的利益。所以从利益分配优先级来看，应该是民众，小企业主，大民营企业，国营企业，政府管理部门；从利益限制级监督程度上看，就应该是政府部门监督最严，甚至应该军事法庭的方式审判；其次是国营企业，其次是民营企业。

但现实生活中，依次的利益分配优先级是政府部门，国营企业，民营经济和平民。民营经济在与平民的冲突中由于规模原因处理优势，但却由于与政府威权差距太大，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名符其实的弱者。所以解决方案限制政府和国营企业的扩张，让民营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的补充”，是中国实现廉洁高效同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只有经济主体在民营，政府退出经济领域（调控不是做生意），也才可以杜绝权力寻租，才可以以廉洁奉公作为公务员的职业标准；虽然不是充分条件，却绝对是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主体在民营，才可以用目前向弱者倾斜的法制保护劳动者利益，不会成为政府慷他人之慨为自已加薪加福的一种骗局。

要做到这条有点难，因为这意味着不得不承认前50年追随马克思斯大林的体制，只不过是是一次落后的封建复古经济运动，“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现实封建社会”。要承认这个残酷的事实，的确有点难。


[作者：薛涌]
张五常已经是主流经济学家的一面旗帜。最近他又高呼所谓中国贫富分化过大之说是“胡说八道”，是世界银行和“很多好事之徒给作出来的”。接着他就具体举出了例证，证明失业下岗的大多是活该:“很多人不是被老板炒鱿鱼，而是他自己炒老板鱿鱼。一家公司每年只有20%工人流失就是很好的了。我的一个朋友在东莞开厂，软件企业，一年会有50%的工人流失。”“假如一个人真的想要找工作的话，你找到一个月600块钱一份工是没有问题的。你去东莞找，马上就有。”

　　主流经济学家已是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人。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张五常的朋友在
东莞开公司，希望给工人600元的工资。工人一半跑了。张五常义愤了:放着600元不要，还有脸喊穷！他的这种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哥们儿拉夫呢。

　　张五常口口声声市场经济，从亚当·斯密、弗里德曼，一直讲到邓小平。归根到底一句话:“你想要社会有进步，一定要鼓励每个人发挥个人所长。”那么，我们就从这句话所揭示的理论讲起，帮助张五常理解一下，为什么那么多工人不愿意领他开的600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对所谓“鼓励每个人发挥个人所长”的市场经济制度有一段精彩的归纳:当一个人能从其经济活动中获得的“个人回报率”接近社会从同一活动中获得的“社会回报率”时，经济运行才最有效率。当“个人回报率”远低于“社会回报率”时，个人就不会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了，个人的闲暇时间也就升值了。把话说得再白一些，当一个人对社会作出贡献时，他能立即从这种贡献中按正当比例分得“红利”，那么在利益的激发下，许多人都会争先恐后地造福于社会。如果取消这种红利，或者只奖赏很小的红利，和其对社会的贡献远不成比例，人们就宁愿闲着不干事。

　　这一理论，其实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拥抱。他们认为企业家创业不容易，必须从他们的贡献中分得红利，否则就无法鼓励最优秀的人来当企业家。对此，我完全拥护。但是，下面就是我和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分歧。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企业家改变了中国，小民百姓多属于每月薪水600元的跟从者。所谓 “个人回报率”接近“社会回报率”的理论，只对企业家适用，对小民百姓则不适用。我则认为，同一理论，对任何人都适用。工人为什么从工厂跑掉？为什么日本、美国工厂里的工人不跑？因为在人家那里，工人到工厂上班，他们从中获得的“个人回报”和“社会回报”接近。中国工人上班如果拿600元的月薪的话，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根本无法照顾家庭。他们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的“个人回报”，和他们所创造的“社会回报”(即对社会的贡献)相距太远，所以人家才会跑掉。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张五常这位自称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真搞不懂吗？

　　张五常还说:“北京有很多智囊……要搞什么福利制度，搞三搞四，又搞什么最低工资，还有什么反垄断法。”那么请问，现在哪个发达国家没有福利制度？没有最低工资标准？没有反垄断法？以美国这个没有全民
医疗保险，福利最少，最讲究自由竞争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例，其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医疗保健(Medicare)，医疗补助 (Medicaid)这三大“福利”，就占去了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36%，达到1.2万亿美元，与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相距不远。相比之下，在伊战打得正酣，军费猛增之时，国防开支才占政府财政的20%。最近众议院以315对116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法案，要求在两年内把最低工资从每小时5.15美元提高到7.25美元。再看看反垄断法，从比尔·盖茨到希望互相就奖学金问题达成协议的大学，都要受之约束，接受调查。如果没有反垄断法，如果市场被几个像张五常那些只肯给工人600元月薪的朋友所垄断，还怎么自由竞争？

　　看看中国近1/4世纪的经济起飞:中国的财富翻了几倍，靠的是劳工们辛辛苦苦制造的衣服、鞋袜玩具……但是，我们并没有造就世界一流的企业，没有世界一流的名牌。这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成就，主要是劳工的血汗成就，不是企业家的创意成就。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么大一个经济体没有世界一流企业的现象。但是，这些为中国的经济奇迹立下首功的劳工们，“个人回报率”太低，权利太缺乏保障。这是中国当今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我在《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和《草根才是主流》两书中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最终不能靠几个暴发户，而必须靠保证普通百姓的基本权利，使他们能够因为自己的努力而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正当的回报。中国的经济起飞起点低，刚刚从饥饿中幸存下来的老百姓，对“个人回报”的要求并不高。他们愿意拿比别人更低的工资而更努力地工作。
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搭了他们这种工作伦理的便车。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谁也不能永远坐车不花钱。中国的百姓看到了身边的变化，看到了社会积累的财富。他们开始寻求自己正当的回报。像张五常这样的老爷们，该给自己的车夫付钱了！(作者系旅美学者)

牛虻对这份新闻的评语说：“废除万恶的户籍制度，让广州变成1.2亿人口，让珠三角有6亿人口（今天是六千万），让上海有2.5亿人口，北京也别逃，吃下1.8亿吧……，中国就真的没有地区差异了，反正到处都是没有希望的人间地狱”。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任何人可以自由出入的，如果不允许地区自治权的存在，户籍制度就是所有政府的唯一选择。有些人说只有中国才有户籍制度，谬也，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这种制度，不信你看看美国公立学校在本州本城学费，或者异地学费；如果您没有在当地找到工作，看看会不会给你领当地的福利证？美国的户籍制度甚至可以说比中国还要严得多。自然，由于美国没有一批人瘟了脑地反“户籍制度”，所以美国的地方政策一般说来是只要你在当地有工作，就可以获得当地的福利；如果不是中国的一些人自私自利又丝毫没有自信心（找到工作），一天到晚“废除万恶的户籍制度”的话，那些已经稳定找到工作的外来者，早就可以正常就医上学了。

正由于户籍制度存在某种合理性，无视这种合理性，越是鼓燥反对，户籍制度就越是变着法子强化起来。中青报日前搞一个“户口重要不重要”，是否要“改革户籍制度（也就是废除）”的调查，根本就是不动脑子的误导；因为，正是因为户口很重要，才必须有户籍制度；有资格确定它的存留的，是它的福利的所有人——原住民，而不是外来工的鼓噪。

南方都市报 李拉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广州市2006年度人口与计生工作会议上获悉，2006年广州流动人口出生率继续升高，连续两年超过户籍人口出生人数。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表示，根据专家测算，广州最大人口容量为1500万人，而目前广州常住加流动人口将近1200万。

　　出生率户籍人口降流动人口升

　　据统计，2006年广州市户籍人口出生66410人，出生率为(千分之)8.81，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3.74，符合政策生育率为95.69%。与2005年同期相比，出生减少3798人，出生率下降0.68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下降0.3个千分点。

　　其中，流动人口出生率继续升高，2006年流动人口出生统计数79812人，与2005年同期相比，增加5892人，增幅达7.9%。与户籍人口出生相比，多出了20.18%。符合政策生育率为82.46%，虽比去年提高了0.49个百分点，但比户籍人口的符合政策生育率仍低13.23个百分点。

　　广州市副市长王晓玲提到，2006年人口形势特点是户籍人口各项主要指标有所降低，流动人口各项主要指标有所升高，属于低生育水平的态势和较稳固工作基础前提下的波动。她提出，2007年广州人口计划目标是户籍人口出生率控制在(千分之)9.5以内，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千分之)4.5以内，常住人口出生率控制在(千分之)12.9，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千分之)7.6以内。　

　　广州距离人口规模极限不远

　　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表示，根据专家测算，广州7434平方公里空间内，最大人口容量为1500万人，而目前广州常住加流动人口将近1200万，离1500万人长远控制目标已经不远。“如果人口规模失去控制，不能妥善解决好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构建和谐广州、落实富民强市战略也无从谈起”。他提出，农村和流动人口将是广州人口计生工作的重点难点。

　　张广宁也表示，流动人口出生人数连续两年超过户籍人口的，已直接影响了广州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和人口素质提高，因此要强化流动人口登记制度，把流动人口在广州的经商、务工、购房等活动与计生工作紧密结合，逐步降低流动人口出生率。

　　王晓玲表示，今年要全面推进独生子女家庭综合保险工作，积极解决破产企业实行计划生育的退休职工的奖励问题。

　　本报讯 “政府不是不管房价，我也很想调低房价。但是越说调低，就越高。”昨天上午，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参加广州两会的市政协经济界别讨论时，就去年以来一路飙升的广州房价问题表示，政府首先是解决好广州5643户双特困户和8.46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就本报近日报道的“处级干部家庭正常收入亦难供房”，张广宁回答:公务员能不能买得起房，要看他怎么供房。

　　企业倒闭货币分房找政府

　　广州市政协委员温栋荣来自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他在会上指出，广州国有企业面临着经济效益不高等问题，因此实行货币分房，企业拿不出钱，职工领不到房。

　　张广宁闻言立即表示，1998年全省开始实施“货币分房”政策，如果企业有困难可以分年度解决。只要企业存在，就一定要把这笔钱纳进去。除非企业倒闭了，政府就要把这担子扛起来。

　　张广宁说，因为货币分房问题没有妥善处理，一些群众对此意见很大。他特地对温栋荣说，“我做了二十几年的企业，做什么事情，(对职工)都坦诚相待，公开透明。”

　　张广宁说，今年内要解决全市2005年登记在册、人均居住面积10平方米以下的5643户双特困户住房问题，到2010年基本解决全市8.46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把这两点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政府给社会一个承诺，说到就一定做到。”

　　房价就像股票拼命看涨

　　张广宁接着表示，现在的房价涨得很高，作为政府肯定想把价格调低。有时候越说调低，就越高，越说控制大房，市民越追求大房。张广宁说，有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七成市民想购买的是9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只有三成想买小户型房子。对于中低收入的人，肯定更需要小户型的房子。

　　张广宁表示，导致房价高有很多因素，包括城市建设、交通设施、生活条件等方面的改善，而且有不少华侨及外地人也来广州买房。去年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增加土地供应。但是，“市场很难控制的。有时候房价就像股票一样，拼命看涨。但我尽量还是把它调得低一些。”

　　占道经营一定要依法取缔

　　有政协委员在发言中指出，媒体广泛报道的食品含有各种违禁物质等，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张广宁对此表示，食品安全的一大祸因是占道经营、乱摆乱卖。这些占道经营的摊子卖的很多东西是不安全的，而且一旦出了食品安全事故，还无从查出责任人。他的东西吃死人可以逃跑，可政府需要给市民一个交待啊。张广宁表示，有人说，应该给这些人(指占道经营者)一条出路。但关键是依法依规经营，要取缔占道经营的现象。

　　广州“财爷”:我39岁前住的都是筒子楼

　　年轻人不要毕业没几年就想买豪宅

　　本报讯“我39岁之前，住的都是筒子楼！”广州市人大代表、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对于目前“房价太高”的说法不太认同。昨日，在市人大代表分组讨论的间隙，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的年轻人要理性消费，不要毕业没几年就想着买豪宅。

　　局长月入多少？对现在的房价“吃得消”吗？对于是否“买得起房”的问题，张杰明没有作正面回答。但对于自己的“收入”，他很爽快地透露了。他说，每个月的工资加上各种补贴，有6000多元，年薪10万元左右。据悉，目前广州机关的处级干部基本都是这个标准，所以他就反问:“如果副区长都买不起房，那买房的都是些什么人？”

　　张杰明现在住的是2000年买的房改房，这也是他拥有的第一套住房，100多平方米。他说，在他39岁之前，都是住在筒子楼里面，他笑称那是 “廉租房”。1992年到广州还住了两年的招待所，1993年他39岁，才住上了两房一厅。2000年，46岁，买了一套房改房，住到至今。

　　讲这段经历，他是想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应该知足”，不要毕业没几年就想着买豪宅。没钱的时候可以去租房，去买二手房。

　　新社区也会选址老城区

　　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局长简文豪透露正在考察越秀相关地块

　　本报讯针对房价问题，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局长简文豪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屡次强调，政府将加大力度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首先将保证90平方米以下小户型占70%的比例，70%的90平方米以下小户型中的“政府保障型住房”要按成本价出让给中低收入群体，而新社区的选址也会考虑老城区。

　　保证中低收入者有房住

　　简文豪表示，广州市政府非常重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情况，市政府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管理土地，规范土地市场，节约使用好每一寸土地。根据摸查掌握到手的资料显示，全市还有8.46万中低收入家庭，这些家庭已经全部列入了“十一五”住房建设规划需解决的范围内，里面包括经济适用房机制、双线双进、廉住房问题等等。“只要是符合中低收入家庭标准的市民，都可以去广州市住建办、房改办进行登记，广州将逐年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按计划，在‘十一五’结束时，全市8.46万户的中低收入家庭将全部有其屋。”

　　针对“房价高”的问题，他指出，应该分成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政府首先保证的是中低收入家庭都有房子住，将严格按照70%的比例建小户型，其中政府保障型住房100%建小户型，全部按成本价销售给中低收入家庭。实在买不起房子的困难户，政府用廉租房的形式让他们住上房子，这块房价不是市场价而是成本价，不涉及房价高不高问题；另外30%的大户型价格将放开房价，由市场调节，市民视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购买。你有4000元钱的能力，就找4000元钱一平米的房子，有5000元钱能力，就买5000元钱一平方米的房子。

　　他透露，广州今年力争建262万平方米政府保障型住房，全部解决人均居住面积10平方米以下的5643户双特困户住房问题。

　　中心城区建15个新社区

　　他介绍，广州市今年将通过盘活烂尾楼、回收烂尾地等方式，在中心城区新建15个新社区，用来安置中低收入家庭，“这个动作很大，比如说金沙洲社区，现在就投了15亿元”。

　　针对新社区的选址问题，简文豪昨日在参加政府工作报告审议荔湾区分组会议上表示，广州建设新社区就是要让利给更多的弱势群体，不怕把好的土地拿出来建设新社区，因此也会考虑选址老城区。

　　简文豪透露，2007年广州将加大力度建设经济适用房、新社区、廉租房，并将在符合条件的老城区收回的闲置土地上，考虑建新社区。海珠、荔湾、天河区已有新社区建设地块，目前正在考察选址越秀相关地块。据介绍，2006年广州安排新社区建设资金3.9亿元(含垫支资金2亿元)，并划拨政府投资存量住房14万平方米作为新社区住宅房源。

　　此外，围绕广州“中调”战略，简文豪表示，广州旧城区改造将在政府引导下，引入市场化力量实施老城区连片改造，并根据不同区的特点进行不同模式改造。他指出，老城区首先是遵照广州城市总体规划和建设指标，在此要求下，要保留好历史文物、保护好当地历史文化风情，并结合整个老城区交通规划和治安特点进行全面规划。而对于拆迁范围的拆迁户，政府将提前摸查了解相关拆迁费用等，由辖区政府和房管部门联合监督开发商对住户进行拆迁补贴等，以保证被拆迁户利益不受损害。

　　对于在政府项目中作出贡献的拆迁户，简文豪表示符合条件者可享受政府在新社区提供的成本价住房。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许黎娜 方夷敏 何达志 王卫国 田霜月 实习生黄雅熙

牛虻评注：
牛虻完全同意党先生的观点。对这个问题，牛虻自认是理解得非常透彻的。如果说户籍制度是不完善的，那么所谓的户籍制度改革绝多部分情况下是愚昧的、邪恶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种“改革”，都是假设一个前提，就是社会的福利都应该是由政府官僚完全控制（当然是尽可能多地控制，直接表现就是垄断和重税），然后再由政府官僚分配。这样，所谓的“户籍改革”的“呼声”，直接的利益动机并不是社会的公平化和合理化，而是“挤到一个有利的地方”分多点。公民们，扪心自问，你们的动机不就是这样吗？这种邪恶，就是用牺牲社会公平进步为代价，强调个人分多一点的私心。有私心并不算邪恶，但牺牲社会公平就不好了，而套上什么“民主自由”，说什么只有中国才有“户籍制度”的空话，就邪恶得够可爱的。这些城市户籍改革失败，那是当然的失败，除非愿意彻底毁灭这个民族，否则这种“改革”不可能成功，因为，它是邪恶的，愚昧的，落后的，片面的。

所谓的“户籍制度”邪恶论，很大一个理由就是莫名其妙地说“世界所有国家都不限制迁徙自由，只有中国才有户籍制度”，却无视一个铁的事实：世界上所有没有户籍管理的国家，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社区自治宪法权利，作为这些国家立国的最根本基础；而所有中央权力的国家，清一色都有这样那样的户籍管理制度。要么是地方有自治权，自由按地方的发展战略确定迁入迁出的政策；要么就是有中央调控的迁徙政策，二者必居其一；而结果必然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区，都不是任何人可以自由出入的。唯有如此，才能保持一个社会结构最起码的稳定；这是社会经济存续的基本条件；如果连社会经济存续都保证不了，把所有人迁进城市？尽可能多的人迁进城市？无非是把城市变成无法种植物的荒漠罢了。难道迁入者可以变富？

牛虻所以反对这些“反对户籍制度”的人，不是因为户籍制度有多好，而是这些人的动机，完全就不是出于公义社会责任感的“正义”，恰恰相反，体现的只是自私自利的邪恶。所谓的反对，没有一个比较有成体系的合理性建议和思考，几乎清一色是这样那样的抱怨；试问世界上谁不会抱怨，有几个人不会抱怨？一些蠢猪城市管理者象郑州的官僚，去讨好这种不合理的要求自以为进步，不被客观规律狠狠惩罚那才是怪事；只不过最终承受代价的，是毫无民主权力的当地普通老百姓而已。

搞浪漫主义户籍改革肯定流产

日前，《瞭望》新闻周刊的一份调查报道指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普遍受阻。郑州、东莞、佛山、江苏等全国十几个省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在悄然进行了近十年之后，深层次问题已逐渐暴露出来。户籍改革显然不是将户口一迁了之的问题，它背后更是涉及到劳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与进城者切身相关的利益。如何解决户籍制这一历史遗留下的制度性不平等，在公正理念与现实的抉择中能否找到平衡点？本刊专访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党国英。

　　南都周刊记者 陈建利 实习生 陈冠丹

　　搞浪漫主义的户籍改革，肯定流产

　　南都周刊：在郑州、
东莞，江苏等全国十多个省市，户籍改革已有近十年了，但改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只解决了建立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的技术难题，更多的深层次问题目前已暴露出来。比如劳动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深层次利益分配问题，在你看来，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党国英：户籍改革要坚持一个原则：以人为本。具体来说，要保证效益，还要保证公平，两者兼顾，同时还要考虑管理的简化，管理的成本。现在要改，改的焦点在哪？焦点是农民进城问题，这就要分出一个最终目标和一个过渡目标。

　　最终目标是我住在什么地方，我就在什么地方进行户籍登记，同时在这个地方建立我的纳税和社会保障综合账户，享有这个地方的社会福利。政府是为百姓服务的，我到你这来，我承担公民义务，我纳税，你就得给我提供公共服务。两者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交易关系。那我要是纳不起税怎么办，这也不要紧，纳不起税说明你是穷人，政府要给你提供救济。

　　但现在短期内还实现不了这个终极目标。为什么？比如北京市的低保线是年收入低于2500元，中国农村年收入低于2500元的农民估计差不多有两亿。那么好，假定说，农村人到北京来，找个地方住下来，登记成北京市民了，然后建立一个账户，没钱就不纳税，但是低保可以领，医疗补贴可以领，养老金可以领，没有房住，政府建廉租房。这两个亿都可以来。你说不让谁来，谁来谁不来，你怎么决定，怎么控制啊？搞这样的浪漫主义户籍改革，结果肯定是流产。

　　南都周刊：那就是说，如果采用自由主义的理想做法，彻底而快速地实现城市人与农村人各种权益平等，同命同价，地方政府的财政会承受不了？

　　党国英：肯定承受不了。

　　南都周刊：这是否意味着户籍改革已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党国英：有办法让他不来，就需要一个门槛，户籍改革就是要设置一个门槛。对此，我的建议是政府采用住房标准，其他的收入、学历等标准不管。政府对城市住房进行规划，提出一个“标准住房”概念。比如任何人到北京来，只要买到标准住房，或者租到标准住房你就可以去登记户籍，纳税后并享受北京市的各种权益。比如政府规定，卧室加
卫生间人均10平方米，或者人均15平方米，不能低于这个为“标准住房”。政府能否判定标准住房，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就算是传统小区，比如说一套四合院，你可以认定它等于三套“标准住房”。

　　这个建议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农民或其他到北京来的人口，租了一个“标准住房”住一个月，户口登记后离开，另外找一个违章建筑住下来，照样享有北京市的医疗补贴、养老保障等福利，再向政府要廉租房怎么办？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一些办法解决，首先是规定一套标准用房只能登记一个用户。如果是租用的，规定租用期限必须是一年才能登记成北京市民，或者是两年三年都可以，具体门槛由各级地方政府规定。再有一个规定是，社保账户有两部分，私人部分是个人缴纳的，公共部分是政府补贴的，如果城市的公共补贴与原居住地有差距，这个差距可以延期消除。

　　南都周刊：延期消除？

　　党国英：是的，譬如说原居住地养老保险是五十块钱，北京是一千块钱，但退休后迁入者不能马上领，要延后三年才可以领。还有医疗、低保啊，你不能马上享受，延期到什么时间，由地方政府来规定。
我有个认识：社会结构要有壁垒

　　南都周刊：现在一些省市的户籍改革，基本上都是在逐步放宽或降低农民转变为城里人的门槛。实际上也都是在制度上设置一种机制，吸纳来自农村的精英入城。但这一机制似乎是更漠视农村中的弱者，这公平吗？

　　党国英：肯定是不公平的。但要历史地去看，至少比原来好。原来的设置是针对农民身份，对不起，只要是农村人，别想进城。但现在你是农村的弱者，只要你儿子好，比如考上研究生买房了，你就可以变成城里人。而对农村的这些弱者，我们可以采取另一些办法补助。总之，要进行的是渐进性的改革，一步一步来。

　　南都周刊：这是在原有路径条件下不得不做的一种次优选择？

　　党国英：是。设想如果农民跑到深圳、上海来，马上都享受到各种好处，这种改革肯定行不通，只会变得更糟糕。

　　南都周刊：这里有一种担心，如果农村精英都进城来了，会不会导致农村的人才被抽空？

　　党国英：问题是你说的这件事，它已经发生了，已经很多年就是这样了，这就是逆向淘汰，不过应该想法让已来者在城里住下来，不回去了，然后腾出他们的地让别人种，扩大农业经营面积，增加效益。

　　南都周刊：这会不会导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化和断裂进一步加剧？

　　党国英：在一定时期里会。这多少年来，差距不是一直在扩大吗？但这个问题要长远看，因为一定时间以后，农村的人、流动的人来得相当多了，农村的耕地面积也扩大了，靠种地能提高收入，那些人就可能不愿意走了，甚至城里人到农村去了，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这不就变好了吗？不是说我们要追求一步到位，完美无缺，而是什么呢，是要比原来好。

　　南都周刊：我国的城市化要解决农民进城问题，显然户籍改革与城市化是交错作用的。按照你的说法，如果依照自由主义者的浪漫想法行事，可能会造成农民大量无序地涌进城里，形成某些学者所说的“窝棚式”的、拉美化的城市化，难道“窝棚式”城市化就真的可怕吗？在公平的理念与现实的抉择中，就找不到一个平衡点？

　　党国英：农民在城市搭个窝住下，有一定收入，他的
生活质量可能比农村的要好。但我看来，还是不要的好，这有几个原因。首先，不让搞这个现象已经存在了，已经相当严重，如果让搞，那就更加不得了。其次，这样一些低收入者聚集在一起，其社会权利客观上是不容易得到实现的。第三的理由是如果不让他们进城，对他们是一种牺牲，那是一种短期的牺牲，从长远看，这些人有序地进入城市，对国家对个人都是有好处的。再说，城市原居民的权利也应该得到尊重，城市原居民有权让自己的城市干净，也有权对城市进行规划。

　　南都周刊：这种城市原居民与进城者之间的利益争执与摩擦已经在广州等城市出现了。广州目前正在实行禁摩、禁走鬼摊，一些调查表明，绝大部分的广州市民赞成禁走鬼摊和摩的，这就是说，现在有些城里人，已经形成了利益团体，并有意识地通过向政府施压来排斥农村人进城。这种城里人与城外人的利益分化会对户籍改革产生什么影响？

　　党国英：我对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认识是，社会结构要有壁垒。比如有一些俱乐部不是谁都能进的，但我们也要考虑相对公平的问题。回过头来看广州市，市民其实也是想建立一个壁垒，把环境搞得好一点，广州市民也可能会赞成拆违章建筑，因违章建筑会带来很多问题，市容也不好看。广州市民在给政府各种各样的施压中，我的判断是内容和形式很不一样，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而这个合理不合理也有一个时间性的问题，不能一概抹杀。一个城市原居民的要求是不能抹杀的，这也是我跟浪漫主义户籍改革派的区别。

农民参与户籍改革博弈了吗？没有

　　南都周刊：城里人与城外人的各种权益从原则上来说都应该尊重照顾，而如何均衡，恰好是政府要考虑的，你觉得政府对此应该持有一种什么理念？

　　党国英：你要让农民进城，你就要跟他分享资源。这时，关键就是要把好入口。我建议的办法是规划标准住房，标准住房有限，所以进来的也就有限。但只要你进来了，你就不能再有歧视了，要平等分享资源。但为了防止有些人一进来，就马上捞好处，有些高层次的福利，政府要提供的话，可以有一个时间差，防止的是刚进来什么好处都能捞到。

　　南都周刊：说实话，现在能对户籍改革真正发声的，基本上都是媒体、学者和官员。这些都是城里人。而真正的农民，缺乏代言和发声机制，这种缺失会不会很可怕？

　　党国英：农民也都是相当理性的，多数农民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说政府应该敞开大门，我想来就来，想住北京就住，肯定是这样。但从政府的政策上看，它对各种声音都要倾听，从历史角度看哪种更有价值，要做出综合判断。

　　南都周刊：那你觉得当前农民平等地参与到户籍改革的博弈中了吗？

　　党国英：没有，所以户籍制度一直都没有大的改革。2006年57号文件又回避了这个问题。农民的声音肯定是不够的，我们这些学者有时候也就是喊叫喊叫，农民要是在博弈当中有声音，我们国家何至于此？农民被禁锢了几十年了。

　　南都周刊：户籍改革牵涉到许多的部门和群体利益，远不是户口一迁了之的问题，你觉得需要哪些配套改革的跟进？

　　党国英：其实说起来不多。教育这个问题，国家一直在强调，民工的子女基础教育都要免费。这个压力看起来不成问题。还有用水、用电等基础设施，这个也不是问题，因为这些事情你通过户籍制度管不了，来了不登记户口我照样用水。现在最关键的是保障，最低生活保障。还有就是医疗补贴和养老，就是这几项。

　　南都周刊：但这也牵涉到好多的部门和群体利益，你觉得中央政府应不应该出台一部专门的户籍改革法，以对下一步的户籍改革进行宏观的统一指导？

　　党国英：应该出台一部统一的法规。中央主要是提供一个方向，具体相关事宜地方政府可以作出处理。我的建议就是通过管住房来管人。

　　南都周刊：那在中央与地方的具体权责分配关系上，你是怎么看的？

　　党国英：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就是立法的关系。中央提供一个方向，保证有序合理地激励人员流动，同时给地方留下一个很大的活动空间，地方想快点的话，也有可能性。

牛虻观点：

瑞典高税收高福利再不好，福利也是落到全国人民的头上；中国是高税收低福利无福利，因为福只是落到少数人头上，税是大家一起交的；怕交得不自觉，政府干脆自已做垄断生意，理由是“关心国计民生”。欧美国家的的政府逻辑是政府作为社会的守夜人，能不管就不管，言下之意是钱能不收就不收 ，如果公民自已作慈善捐款最好，省得政府操心；而中国封建传统意识异常深厚，政府是能收则收，用做生意的贪婪眼光滥用权力盯着一分一厘生怕走了半分肥水，还美其名为不让“国有资产流失”，说到底仍是为了少数人服务。象今天医改吵吵闹闹，表面上看是几百万医生个个十恶不赦的高利贷嘴脸，实际上，却是因为政府高税收零福利带来的社会群体间的矛盾高度恶化的表现而已。

低税收，也就意味着政府放权，才能低税（否则养活那一大帮子人，那有不加税的），天天说政府管这管那，实际上等于说政府这里加税那里加垄断，二者必然相随。政府奉行低税收政府，必然意味着政府的治国逻辑转向无为而治，作为一个守夜人。但这首先就会遭到政府内部利益集团的反对——这意味着政府要大规模裁员。所以这是一个强大得不可克服的阻力，他们的理由倒不会拿什么失业下岗，这是摆不上台面的，而为说什么社会主主制度啊，工作阶级领导，国有资产不容流失啊，苏联改革的可怕啊之类的混淆视听。

作者列了几个盛世，不过，真正奉行无为而治而盛的，只有一个，就是文景之治；自汉武帝制盐铁论后，中国就真真正正进入了黑暗的封建时代，它意味着政府不再是管理社会，而是压榨社会，通过压榨社会得到的力量，维持压榨的继续。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是压榨得不全面，有一些大户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相当于大商业集团），而到了康乾，只不过是压榨技巧提高了。仅就中国本身而言，并不足以说明政府强权好，还是政府无为好，但世界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封建强权政府的本质都是内敛锁国，直至最后灭亡，因为它压抑了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因此，真正具备扩张能力的，都不会是封建强权的民族。

原文：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盛世，也都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结果

　　据统计，2004年国家财政收入为2.5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而2006年全国财收入将超过3.9万亿元。增幅之大世所罕见。与此同时，据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月至11月，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344元，同比增长13.6%。
    
　　北京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应该毫无疑问。也就是说，国家财政收入增幅接近于居民收入增幅的三倍，这还不包括税收之外的各种费用收入等。

　　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将会进一步刺激政府投资和经济增长。而政府如果加大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公共产品供给，将会给低收入人群带来希望。

　　然而，在一个缺乏公共财政制度的政府体系里，过高的税收带来的往往不是民众福利的增加，而是政府自身支出的突飞猛进和政府投资的低效率。中国已然拥有了世界上和历史上最庞大的官僚机构，行政成本支出巨大；另一方面，政府在基础资源领域的绝对垄断地位，除了从价格上直接剥夺民众，也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使得市场的发育不断萎缩。

　　除此之外，高税负还直接导致征税成本高等问题。中新网2006年12月21日消息说，世界银行与普华永道近日联合公布了全球纳税成本的调查报告，中国内地由于每年872小时的纳税时间、47项需缴纳的税种、77.1%的总税率、繁琐的税务条目和落后的纳税手段，在175个受调查国家(地区)中，纳税成本高居第8位。以1999年的数据为例，在中国，100万税务干部，征收10683亿元的税收，人均组织收入107万元；而在美国，11万多税收征收人员，组织政府收入18273亿美元，人均为1600多万美元，是中国的117倍。

　　中国公司每年因纳税花费时间多达872个小时，而中国香港地区的公司只需要80个小时。据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测算，1994年税制改革前，中国税收征收成本率为3.12%，到1996年达到4.73%，到上世纪末大约为5%-8%，征税成本率上升非常快。而美国的税收征收成本率仅为0.58%。中国现行税制在设计时，考虑到税收实际征收率不高的因素，实行“宽打窄收”即名义税负高和实际税负低的征税机制。由于名义税负过高，如果人人都照章纳税，税负将非常高。根据世行与普华永道的调查，中国企业纳税额占到总利润的77.1%。如果各种税收悉数征收，将占到GDP的50%左右(全世界税负高于GDP50%的惟有瑞典，但那是个高福利闻名世界的国家)，如果加上各种收费，比例将非常惊人。事实上，税收相对比较高的美国，税收收入总和也才占到其GDP的32%左右。因而，
福布斯2005年称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

　　由于名义税负太高，企业和公民自觉纳税的热情就会降低，甚至只有违法才能生存，它导致了公民创业荣誉感和幸福感的降低，也大大提高了征税成本，同时征税环节带来了“讨价还价”的腐败生存空间。

　　不久前，世界纳税人协会专门撰文，得出“高税率=微弱增长、低税收=高经济增长”的结论。文章指出，税收以非常深刻和极端的方式影响到了个人的自由。税收如同以前的关税一样，征收的越高，贸易越少。在19世纪欧洲某些国家，关税税率之高使得几乎没有任何贸易的发生。随着关税税率的降低，贸易状况逐步改善。税率越低，贸易水平越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

　　1870年至1970年期间，瑞典成为最显著福利增加国家之一。当时的财政压力并不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是瑞典自1970年开始，税收大幅度增长，由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0%至1998年53%。在今天，瑞典是经合组织中唯一税收和社会保障税占GDP总额50%以上的国家。而自1970到2001年，瑞典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都在下降，经济繁荣已经不再。

　　而通过发生在东欧的“税收竞争”则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的证据。前几年，单一税率制度开始席卷东欧，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了单一税率制，斯洛伐克，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都是这个逐步增加的名单中的成员。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单一税率的变革，这些国家从被遗弃的地方变成了投资者追逐的热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盛世，也都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结果。汉朝时期的“文景之治”是如此，唐朝时期的“贞观之治”亦如此，号称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也是在“鼓励垦荒、薄赋轻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牛虻观点：
这个改革肯定无效是可以断言的。为什么呢？因为收入分配不合理只是表征，不是病因；从措施上看，这次的“改革”只是对症，而不是根治病因。从杨的描术可以 简单归纳为：通过政府权力减少权力拥有者的个人分配额（不是总额），让他们进入中等阶层；然后用权力增加低收入者的份额；归于一句话，仍是以增大政府的经 济干预权就主导；——但恰恰中国的贫富差距的根本病因，就是权力干预经济以寻租的方式，造成了财富围绕着权力的不正常积累。所以，这种以加强权力为主导的 “改革”，必以惨败而告终，是可以断言的。

就以公务员和垄断行业的收入来说，以杨的标准看，就只是形式主义，因为，从纸面工资看，他们的收入都是连中等水平都达不到，只不过是灰色的黑色的等等多种 颜色的特有的收入补贴福利，才令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显得鹤立鸡群。这不是因为他们的贡献更大，而是离权力中心更近，所造成的分配差距。为什么中低收入者的 收入与权力中心者差距如此大？原因就在于社会经济本质上是一个零和游戏，如果通过权力和垄断占有了主要的利润，那么剩下的社会成员，就必然只能在平均水平 全社会亏损以致于仅能维持生计上徘徊。是权力的侵蚀造成了社会的广泛贫困。因此，以加强中央权力对经济的分配干预，以减少贫富差距来说，是椽木求鱼而已。

今天西方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对这种分配公平性是这样制定它的运作模式的：严禁权力参经济，这样，权力所有者就成了单纯的法律维护者，不但不要养着全世界最 “少”的六千万公务员（某中央高级组织官员话）；也不会产生围绕着权力的财富侵蚀。这样，权力拥有者就自然成了中等阶层，大大增加也份额的社会利益蛋糕放 马中原，能高者得，这样，有专业技术所长的成员就自然以专业技术成为中等阶层，同时，整个社会生产力由于以专业带导收入，也出现了远远超过落后的社会主义 封建体制的进步；最后，以个人收入税作平衡，建立全社会一视同仁的基本福利，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存权力。

这种万恶的体制，与中国的政府权力占有一切经济优先权，确保财富围绕着中央权力分配，然后再“仁慈”地一点点施舍给近亲远邻，是不是万恶得多呢？不同是有 一点的，西方是中央放弃权力；中国的制度是促使是社会情商的大发展————人人不谈专业技术道德规范，讲的就是跑关系，什么叫关系，就是与权力的关系。

所以中国能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中大获全胜，不是偶然的，再打一次，别看爱国愤青无敌的官兵大话连篇，同样大获全胜得一塌糊涂，那也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上 上下下擅长的，都是跑关系请吃饭的本事。呵呵，说起来，李鸿章跑到马关请伊藤博文吃一顿饭就摆平了马关条约，无非是两亿银子，今天一个昏官的胡子工程输的 都比它多，你说厉害不厉害？

不愿意放弃权力对经济的干预，结局大抵就是这样。

原文：
在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日益被人们关注之际，中国政府启动了一场影响广泛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此间有关专家指出，此次改革将会使中国逾亿人受益。

　　7月初，以推进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重在建立公务员工资分配新机制为先导的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大幕。

　　除了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以外，改革同时提出改革和完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完善机关工人工资制度，适当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各类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城市低保对象补助水平。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说，此次改革涉及的人数是十几年来涉及人数最多的一次。从目前的方案来看，这次改革将覆盖约1.2亿人。其中包括5000万离退休人员，3000多万事业单位人员，2400多万低保和优抚对象，600多万
公务员及部分军队有关人员。

　　杨宜勇说，此次改革将会从一定程度上缓解现阶段收入分配中的一些矛盾，解决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中国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这些问题正日益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

　　5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就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出的总体措施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杨宜勇说，这次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是在“补低、扩中、调高”的策略中进行的。首先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入手，是“扩中”的措施，而相应地提高低保阶层和各类优抚对象的收入则是“补低”。

　　财政部有关官员表示，这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有利于建立科学合理的工资制度，遏制收入分配混乱现象，逐步缩小地区间、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

　　针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免农业税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各地陆续提高(主要针对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标准、企业离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标准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并不断扩大城市居民低保范围；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800元大幅提升至1600元。

　　有媒体引用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说，个税起整点调整后，北京、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的纳税人数减少25%左右，安徽、河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减少80%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说，个税调整后，从纳税额的角度看，中低收入人群获益较多。

　　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目的之一是为了打破“平均主义”造成的不公平。20多年经济飞速发展后，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的成果成了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着力点。

　　杨宜勇说，这次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但这并不表明放弃了“效率优先”，而是进行了调整，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的位置上。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此次改革国家统筹兼顾、通盘考虑，提高了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优抚对象和城市低保对象的补助水平，这些调整与以往历次的政策相比力度都更大，中央财政补助的数量也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

牛虻观点：
中国官多民间是早有定论，几个月前一篇文章称中国官民比例是世界第一，结果把个中组中宣急得跳起来，好象是某中宣部长拍完胸口捣屁屁发誓，说中国是世界官民比例最低的国家，比美国还低，——原来这丫的把没有权的小公务员都算为“官”（在中国人的理解中这倒没有错），自然国企的职工也算是官；却把美国人用政府钱养起一些残疾人弱智儿，让他们看公园打扫公厕的都当作官，——吃皇粮嘛！这套计算办法，难怪算出中国官民比例比美国还低的结果。

再读读二十五史，每朝每代，几乎都是官多为患，因官多而亡。象梁朝，为了安排更多的官和革命子弟（所谓的世族），增设州郡，虚位置人；今天不是也一模一样嘛？权力的天性就是谋私，有那个制定政策的人会让自已吃亏？回避这一点，逃避社会的监督，但求自言为法，为滥用权力创造最佳的环境谋私利，即使是在过去也难逃亡国之运，何况今天？简直如同自杀！有些人真的应该好好想想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于津涛/北京报道

　　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

　　建立刚性的领导干部任期制，将在一定程度上杜绝“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现象，使干部队伍趋于稳定，有利于一地的经济建设和政治稳定，这已经在上上下下取得共识。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三个法规文件，再次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供制度保证，使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了更深入的视角。

　　8月11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就党政干部任期、交流、回避等三项规定中一些人们关心的问题，专访了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

　　任期、交流、回避制可以突破局限性

　　《瞭望东方周刊》：此次中央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这三个文件是基于什么背景下做出的决定？其重要意义是什么？

　　张全景：中央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任期、交流、回避问题作出统一的、明确的规定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民主建设的实际步骤，更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具体措施。

　　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作用：

　　---有利于培养锻炼提高干部。可以帮助干部开阔视野，突破长期一地区、一部门、一岗位的局限，了解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知识，更加全面、健康地成长。任何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岗位，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一个干部多在几个地区、多在几个部门、多在几个不同岗位工作，比长期在一处一地要好，可以有效地避免狭隘、偏颇、囿于见闻。

　　---有利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消除隔阂，这也是一个很积极的方面。特别是“一把手”的交流，刚到一个地方后不可能马上就发号施令，一定要听取大家意见，要发扬民主，从这些年的实践看，这也是解决干部队伍不团结问题的一个措施。思想教育不奏效，就要采取组织措施。

　　---有利于摆脱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减少应酬，减少事务，专心致志地工作。一个干部在出生地或者久处一地工作，必然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关系多了，接待应酬就来了，换一个地方就较少了。

　　---有利于转变作风，深入调查研究，克服官僚主义、门户之见、先入为主、惯性、惰性等陈腐陋习。一个干部到一个新地方，为了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必然要去调查研究。长期在一个地方，好处是比较熟悉情况，但也很容易忽视新情况，甚至主观臆断随意性决策等。

　　---有利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在一个新地方、新单位工作，可以非常超脱，避免七大姑八大姨、亲朋故旧、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这样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一个干部刚到一个地方，别人不会轻易向他行贿送礼，自己也会有所顾忌，有利于更好地按原则办事，也可避免一些飞短流长之谈。

　　三个“规定”提出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古语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可见，为官要有任期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

　　张全景：应该说，出台这三个文件，是历史经验与时代需要的结合。

　　干部任期、交流、回避在我国古代吏制中的确早有明确的规定，而且执行得比较严格。例如明、清时就规定，本省人不能在本省做官，到邻省做官也要距出生地有500里的距离。对官员的任期也有明确规定，几年一考核、一铨叙，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是行之有效的，这也是有效遏制吏制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党的干部工作，既有自己的特点，也借鉴了历史经验，但一直没有形成明确的、统一的、具体的规定，所以现在加以规范，用党内法规条例形式做出规定是完全必要的，非常有益的，也是非常及时的。

　　我感到这三个文件的细则规定，非常实事求是符合实际，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既是多年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又针对了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领导干部调动比较频繁的问题，在前一段反映比较大。

　　三个文件既有统一性又有可操作性

　　《瞭望东方周刊》：这三个规定将使领导干部的任期、交流、回避工作更具体化了，主要的特点有哪些？

　　张全景：最明显的特点是：统一性、规范性、制度性。

　　这些年尽管各地都在做领导干部任用的探索，但因为缺乏统一的、明确的规定，各有各的理解，五花八门，随意性很大。特别是在干部交流任职上，有的地区只是在本地区小范围内交流，不能起到应有作用。有了“三个文件”，统一规范了，可以搞得更好。

　　这三个文件也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任期、交流、回避，这是大前提，但有一些特殊情况也要考虑。例如，民族地区、民族干部，就要考虑地区和干部的实际情况，对某些特殊情况也要有一点灵活性。

　　另外一个特点是，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很强。由于规定明确、具体，对不同情况有不同要求，便于操作，便于执行，便于检查。

　　因此贯彻落实好这三个规定，对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培养选拔优秀年轻领导干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做好各项工作将产生重大作用。

　　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

　　《瞭望东方周刊》：实行党政任期制会不会压制一些优秀干部的脱颖而出呢？

　　张全景：不会。

　　县以上党政“一把手”一个任期就是五年，最多在同一职位上任满两个任期也就是十年。这就打破了干部终身制，更有利于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有一些优秀干部也可以破格提拔，或者在其他岗位上任职。一个真正优秀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可以发挥重大作用。特别是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从上往下看，职位不算高；从下往上看，是几十万人的“当家人”。这就要看你是要做官，还是要办事。只要真正想做事的，就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不是无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有多少事情需要去做呀，有多大本事也用不完，怎么能算被埋没呢？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党内民主的推进以及领导干部的监督工作？

　　张全景：事实上，由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构筑的制度基本上是健全的，但如果束之高阁，就成了一纸空文。比如选拔干部的条例、规定都有，但是落实不好。现在有些地方的“一把手”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经常用的一个词是“当班长”，其实这是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书记要当好‘班长’，这只是一个比方”。现在把后面的“比方”忘了。现在的许多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干部问题。我有一个看法，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

　　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现在讲克服官僚主义，减少事务，减少应酬，就这么一种体制，怎么克服，怎么减少？现在这么多人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

　　党内民主的推进对监督领导干部是很重要的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研究搞好和扩大党内民主问题。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牛虻观点：
作为实际上拥有皇帝权力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最不愿意苏联解体的人如果还有一个，那就是戈尔巴乔夫；但今天他不能说，因为我喜欢做皇帝，所以不支持苏联解体，因为今天俄罗斯，许多人怀念世界大国的地位，却没有几个人怀念那种皇帝权力下的压抑生活。许多骂戈尔巴乔夫分裂苏联的人，实际上是连这种理解力也没有文盲。

回顾戈尔巴乔夫在1989－1991年的所为和处境，他所做的一切，与其说是分裂苏联，不如说尝试挽救崩溃的苏联，所谓公开化，是调和内部激烈矛盾的手段，避免内战的方法。也许希望争取西方财政援助的办法，1990年的苏联是一个破产的苏联，一方面军备竞赛令苏联耗费无数资金（包括星球大战的骗局），另一方面石油价格急跌令苏联失去了主要的外汇收入。事实上，一直处于技术劣势的苏联（俄罗斯经）都只不过是原料出口国，石油价钱高，他的环境就好，如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油价实际上比今天还要高，还有今天的普京时代，普京在一些中国人眼中是最理想的国家领导人，而实际上普京的真正实力是从中国身上高油价赚回来的三千亿美元现金！戈尔巴乔夫的运气比普京差得远了，1990年的油价，是1970年的十分一！是今天的七分一！

可是许多地区不买戈尔巴乔夫良心帐，特别是波罗的海三个被斯大林吞并的国家，人民走上街头静坐，宣布罢工，象甘地争取印度独立那样希望摆脱苏联的吞并。这时，戈尔巴乔夫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是不作镇压，这样可以维持他的一直树立的形象，而争取这几个地区的独立不会影响其他地区，作为一个特例大事化小；另一个就是镇压，这就丧失了一直的成功形象，同时也令苏联的破产无法挽回。破产令苏联凝聚力最一步下降，镇压会在其他如乌克兰这样更强大的地区造成更强大的离心倾向。事实上，从这刻起，苏联的解体是必然的。今天有些人骂戈尔巴乔夫分解了苏联，是因为他选了前者，这是听从了盖达尔的建议。但难道选择后者，苏联就不会分裂了吗？事实上，1991年的政变，就是苏共内部一些掌握实权的人希望架空叶利钦，采用后者的一次政变，但它甚至遭到了俄罗斯人本身的反对，相信所有人都记得，站在苏联军队坦克前保护政府和国会的是俄罗斯人自已！可见，是俄罗斯民族选择了放弃苏联帝国，而把石油资源用于改善竞争力，而不是用于没有胜利希望的世界对抗。骂戈尔巴乔夫分裂苏联的人，实际是一种政治短视。

戈尔巴乔夫是罪人，还是凡人，或者是一个英雄，取决于对一个先决条件的认可：1990年的苏联，是一个健康强大的帝国，还是一个走向崩溃的帝国，或者是一个强大却有病的帝国？如果是前者，那么戈尔巴乔夫是一个罪人，如果是崩溃的帝国，那么他是一个凡人，如果是一个强大有病但还有希望的帝国，那么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无能的人。

戈尔巴乔夫下台，事实上是由于地区的分裂倾向太严重，以至于他被叶利钦和乌克兰白俄罗斯今天面对橙色革命的那几个“左派”领导人搞联合政变架空了，这样，戈尔巴乔夫挽救苏联的努力也就到此告一段落。按他的政治思维，如果不下台，只怕1991年未下令军队镇压的人就是他，狗急跳墙嘛！而按当时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的表现，以后戈尔巴乔夫的唯一下场就是当墨索里尼和齐奥塞斯库。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齐奥塞斯库同志，选择了第二方案：他在1991年下令安全部队向普里耶什蒂的示威者开枪！结果，当军队也拒绝命令时，这个好同志全家就给枪决了。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被迫”下台，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善终，只怕是因此保住了小命一条。看清这一点，就可以理解，马克思千条不对，但有历史观是对的：从来只有历史选择英雄，只不是英雄选择（决定）了历史。

其实苏联和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国是一个造文化认同聚集的，即使不是单一民族国家（98%是汉族，实际上符合世界上单一民族国家的定义），也可以认为是单一文化国家。而苏联是一个靠历代征服屠杀掠夺建立的帝国。历史上的一些债总是应该还的，苏联的崩溃可以看作是俄罗斯帝国对三百年血腥历史的还债，也无非是退出它一向占据的他民族土地而已。而同样的历史债，中国是一个子儿也没有欠。无视苏联帝国时期人民的苦难去“怀念苏联”，这种中国人，就真是一点良心也没有了。





戈尔巴乔夫：评说苏联解体为时太早

　　本报特约记者　苏清

　　发自莫斯科

　　在苏联解体15周年之际，莫斯科回声电台就解体后的俄罗斯得到了什么与失去了什么，采访了整个事件的中心人物——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下面是戈尔巴乔夫作客电台的部分谈话内容。

　　主持人：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1991年8月我们失去了什么与得到了什么。请您先就这个问题给我们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

　　戈尔巴乔夫(以下简称戈)：造成这个事件的原因有很多。我们经历很多困难，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尖锐的斗争才从严重的危机中走出来。我们首先和所有加盟共和国共同制定了一个大纲，即：《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原计划在8月20日签订。因为 8月19日以当时任国防部长和副总统为首的苏联政府高层发动政变，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这一计划，致使该大纲泡汤，招致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为首的地方政府的强烈反抗，并最终加速了苏联解体。

　　主持人：我们失去了什么呢？是祖国吗？

　　戈：我们失去了祖国。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如果维持原状，不进行改革，那么我们将不能建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主持人：您说我们最主要的是失去了祖国，坦白说我不怀疑您所说的。

　　戈：当时有一部分人希望挽救苏联，共产党甚至通过了一项协议，在这期间他们尝试去说服那些支持苏联解体的共产党议员。然而这些不过是一些脱离实际的空谈。

　　主持人：在苏联解体后引发了国家体制等一系列的问题。

　　戈：是的，我们都经历过那段时期。其间出现了一些错误，甚至在选择未来的发展模式上也出现了错误。经济崩溃，国家破裂，这些都和苏联解体有关系。

　　主持人：在苏联解体15年后，您觉得这个事件给我们国家带来了哪些影响？

　　戈：有一个法国代表团访问中国，当时中国的总理还是周恩来。法国代表团问周恩来怎么评价法国革命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周恩来说现在下结论还太早。在法国革命发生170年后，周恩来还不敢就这个事件发表意见和看法，而我们现在就想对事件下结论太早了。当然，分析还是应该的。

　　主持人：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我们有1059个听众也积极参与了由我们组织的就苏联解体后，国家失去更多还是得到更多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32.5%的听众认为我们得到的更多，有67.5%的听众认为我们失去的更多，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戈：是的，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专业的分析。

　　主持人：为什么法院特赦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

　　戈：叶利钦同意法院特赦他们，作为交换，共产党议员和其他党派的议员，也不再追究叶利钦炮轰议会的举动。事情就这样平息了，所有的人都被赦免了，没有人再抗议。

　　主持人：我想请您谈谈法院的表现？

　　戈：现在我很吃惊，他们现在是英雄，他们拿奖金，他们在主席团工作。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不通过民主，不在法律范围内解决问题，那么大家都不会看见好的现象发生。

牛虻观点：
高考毫无疑问是当代的科举，无论是形式还是实际性质，与封建科举毫无二致。某种程度上，它仅留下平息农村学子晋身梦想的一种安慰剂而已。但一说到废除高考，总是有些“有识之士”摇头说：“高考是不好，但目前是最公平的ABCDEFG……，云云”，至于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这些人反正这辈子的智力是理解不了的。

不合理的东西如果不能被废除，就会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用加倍的代价被绕过（建立这种社会客观认识总是好的，如同物理中的稳态和不稳态，趋向稳态是不以人的意志和认识水平为转移的客观事实）。高考就是如此！通过把高校教育高中化，把研究生教育本科化，高考在大城市已经没有太大的存在价值（想读就总可以读，无非给钱而已）。

我为农村高考梦中的学子悲，就悲在高校后他们只是相当于十年前的高中生的就业机会和工作能力，而时间却晚了几年，钱多交了若干万！高考完全已经不是一个跳出家门，晋身仕途的路（对于城市贫民何尝不是如此！），而他们仍在飞蝗扑火为一样挥霍自已的青春。

高校毕业即失业，就是这种为不合理的高考制度的回避而付出的加倍代价的一部分。


时报记者 杨启蒙

　　近日，一项对全国近百所高校进行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六成大学生毕业即面临失业。据悉，该项调查由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举办，共6000多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参加。

　　而与此同时，人事部的一项统计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往年大学生需求量下降了22%，供应量则上升了22%。今年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将比去年更为严峻。

　　一次性就业率今年或再降

　　今年广东地区高校的毕业生就业率要等到9月份才公布。而对于“你们学校的一次性就业率究竟有多少”这个问题，广东地区高校就业办负责人都讳莫如深，要么以“这个问题太敏感”，要么以“现在还没有统计出来”而加以回避。

　　广州天河一所高校的就业办负责人李老师说：“今年的就业形势比去年更加严峻。去年广州大部分高校‘一次性就业率’(截至去年6月底)只有50%左右，估计今年的就业形势也好不到哪里去。”

　　3个22%让各方忧心

　　“从整体来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远远超过了去年。”据广州白领世界

　　总经理吕基富介绍，根据人事部进行的有关统计，今年大学生的需求量将大幅下降，将由去年的214.1万个岗位下降至166.5万个，降幅达到了22%。同时，今年整个中国内地共有413万名高校毕业生涌向就业市场，比去年增加了22%。而在广东，去年有24.5万万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而今年增加到了30万名，这个比例上升了22%。

　　“这3个22%确实非常巧合，但的确是目前大学生就业形势的真实反映。”吕基富分析道，今年招聘应届大学生的岗位需求量减少了，但是涌入就业市场的毕业生却逐年迅猛递增。吕基富告诉记者，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去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一次性就业率仅仅有33.7%。不过，他认为“在广东，这个数字应该会高一些”。

　　大专生和文科生“最难找工作”

　　“本科生只要调整好心态、降低期望值，找到一份工作难度其实并不大，真正难的是大专生和文科生”。尽管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但许多高校的就业办负责人认为，从整体上来看，目前本科生找工作其实并不算太难，真正难找工作的是文科类专业毕业生。

　　据记者从广州、
东莞和佛山等珠三角各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了解到，目前正在人才市场上求职的未就业大学生群体中，大专生所占的比例占了70%以上。“大专生虽然只比本科生少读1年，但找工作的难度却要大许多。”

　　广州一所公办大专的毕业生黄清颇为感慨地告诉记者，现在用人单位在招聘大学生时几乎都明确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即使好不容易才遇到一家愿意招聘大专生的公司，职位竞争也是非常激烈，动辄至少有三五十名学生排队等着面试。

　　即使是那些在利用亲戚、熟人推荐就业方面有优势的广州本地生源的大专生，也感受到了 “大专生已经过剩”所带来的巨大就业压力。据广州一所大专院校的会计专业毕业生小马介绍，自己班里一大半同学都是广州人，虽然“许多同学从去年起就托熟人找工作”，但直到现在依然“还有大约一半的同学没有找到工作”。

　　据广东一所重点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小贺介绍，截止今年6月底，在她近50名同班同学中“已经签约的只有1/3左右”。

　　一位曾从事就业指导工作的杨老师告诉记者，工商管理、行政管理、文秘、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计算机、会计等文科类专业，在人才市场上早就已经严重供大于求，这是这些专业的大学生找工作难的根本原因。

　　高职院校就业率多在60%～70%

　　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高职院校俨然成为“就业率”的“明星”。但事际上，高职院校的实际就业率，却并不像这些院校自己标榜的那样“一次性就业率超过90%”。

　　据广州一所负责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高职院校副院长介绍，近年许多高职院校在招生宣传中称“一次性就业率达到90%”，但实际上完没有这么乐观。据介绍，这些高职院校大多都是民办高校，由于存在招生的压力，为了吸引更多的生源来报读，而通常故意夸大了一次性就业率。他告诉记者，目前高职院校的一次性就业率能够达到80%就相当不错了，而大部分高职院校的一次性就业率大约在60%～70%左右。

　　“尽管高职院校的一次性就业率存在着一定的水分，但这类院校的就业形势比普通高校确实是好了不少”。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院长认为，毕竟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办学特色更加符合市场的需求，因此高职生的文凭虽然没有什么优势，但因为动手能力强，所以在用人市场上还是很受欢迎。

牛虻观点：
文化部这种举动，第一反映了中国权力干预经济（总是冠名堂皇）谋私利的落后事实；第二反映了这些官僚素质水平很低。权力干预经济并不总是坏的，象罗斯福的新政，到今天仍被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干预的目的是谋私利，就蜕变成封建经济特权了。被封建经济特权干预已经是可悲的，更可悲的还是个人素质水平很低的封建官僚干预谋私利，他是注定竹篮打水，对中国弱小的互联网新生产业来说，就让它损人不利已地弄得鸡飞蛋打。

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的互联网根本上仍是不赢利的，基本的业务模式仍是造势，然后上市圈钱。要造这样一个KTV网，必定是借用政策贷款。目的名义上贷款控制很严，实际上只不过是封建官僚一时找不到钻党政策的空子，权力在他们手中，总会找到借口，借钱烧钱办网站，正是这样一个可观的借口，此口一开，怠不可收拾。可以想象，中国在建设国营互联网的风潮下（中国封建官僚贪权谋私的事都是一窝蜂的），中国银行又多了三几万亿的坏帐，人民币在中央银行的断然否定声中，又贬值了两三成。

民间办网目前的模式是到海外上市，而这类国营网站完全不可以走这条线，结果，它只能是在国内圈钱上市，结果只能是令本来已经贫乏的国内资金在这种封建特权下变成少数权贵的多少辆情妇用的奔驰汽车。贵者越富，平民越穷，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显得落后无比的。

这件事，对于文化部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已的蠢事，如果着眼于骗贷，就是典型的损民利已的坏事。牛虻为什么对这个政权完全失去了信心，这就是原因。


消息原文：
经文化部批准，“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将于近日启动，届时，武汉、郑州和青岛三个试点城市将率先在市内的KTV建立统一的曲库系统，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主任梁钢昨日介绍，此举旨在防止不健康歌曲进入KTV，并逐步解决唱片业、著作权人和卡拉OK经营者之间关于著作权的矛盾。

　　“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是一个具有多种功能的综合信息平台。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娱乐演出处处长柳士发介绍，系统将经过授权的合法歌曲入库，加入该系统的KTV为顾客播送的歌曲也只能通过曲库点播。同时，系统可记录歌曲点播的具体次数，并以此作为歌曲著作权人的酬金依据。

　　梁钢介绍，所有进入到曲库的内容，都要依照有关的标准。“能够进入曲库并提供给经营者和消费者使用的东西，都要提前经过审查”。内容要符合国家法规和相关政策、版权要清晰、内容录入的方式方法也要符合要求。

　　梁钢认为，系统可使著作权人和经营者的权益都得到保护。

　　目前“严格地说，现有的KTV场所中，没有一个(场所获取歌曲)是完全合法的”，“对每一家KTV场所来说，获得所有版权是不可能的任务”。

　　目前，系统接入实行“零成本接入，自愿为原则”，同时，梁钢强调，系统的接入不要钱，但是经销商“下载歌曲要收费”。

　　梁钢认为，这是利用技术手段实现维护正版，并且不会对消费者产生费用上的变化。

牛虻观点：
黄静案是中国司法的进步标志。一些“义愤填膺”的小民常常希望“严惩以息民愤”，喜欢念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封建时代”的话。事实上，我为这些“小民”（小百姓）悲，就悲在他们在以实际行动作法自刑！为什么呢？就因为“息民愤，平民愤”，这几个字，就已经体现出，把法律降格“作为社会压力的减压阀”（许多人到这句话仍不知错在什么地方，信不信？）。把法律降为减压阀，也就是说把法律降格为人治的一种工具！换一句话说，也等于说，小民受压，受欺，是天经地义的，只不过在受压迫过甚的时侯找一个渠道降压！！！记得《三国》中曹操是如何杀司粮官王垕以息兵愤吗？这就是把法律作为平民愤工具的典型。有些小百姓这头抱怨中国冤假错案太多，那一头就天天装出一副显示自已阿Q式正义无边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姿态；却不知道，中国的冤假错案之多，并不见得司法人都不知这是冤假错案，而很可能只是出于曹操式的“需要杀一二人以平民愤”的人治目的，实在包掩不住，无非是把这一二人平反，再显示一些人治之道是如何公平伟大！法律并不是社会压力，社会压迫的减压阀；而是社会公约、公认、公知的行为准则，让人们在社会上的生活、工作有规可循；法律中正，不应向弱者倾斜，不应向强者倾斜，这才是可以遵循的行为准则。




李克杰（山东政法学院法学副教授）

　　案发41个月后，曾被认为“中国网络第一案”的女教师黄静裸死案，7月10日终于在湖南湘潭市雨湖区法院宣判。一审判决其生前男友被告人姜俊武无罪，但需赔偿黄静亲属经济损失5万余元。（7月13日《成都商报》）

　　显然，饱尝失女之痛的黄静父母很难接受这一无罪判决结果，“决不接受这种不公的判决结果”，是黄静母亲的明确表态。上访将是她们的必然选择，因为按照法律规定被害人家属对刑事判决是没有上诉权的。

　　黄静母亲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笔者认为，在尊重黄静亲属行使法定权利的同时，包括黄静父母在内的广大公众和社会舆论也应当充分尊重司法的理性，特别是广大公众和社会舆论务必防止以冲动代替思考，以义愤代替理性，谨防进行不适当地推波助澜，使黄静父母陷于两难境地。

　　黄静案因多份结论矛盾的死亡鉴定和以网络为主的高度公众关注而成为“中国网络第一大案”，也由一起普通刑事案件演变为一个公共事件。正基于此，笔者认为法院的一审判决的作出，也从多方面考验了法院的司法理性，由于公众的持续不断的高度关注，从正常逻辑分析，法院的一审判决的作出应该是十分慎重的，也是公正的。

　　另外两个制度因素更具决定性。一是司法判决必须建立在“法律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的基础上，二是司法活动必须遵守“疑罪从无”原则。

　　司法判决的基础是“法律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这是确保司法理性的客观基础，也是世界各国司法的通行做法。在普通人眼里客观事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它的本来面目。而在司法活动中，由于受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案件的本来面目往往是难以还原和完全被掌握的，因此只要具备法律规定的犯罪事实、满足定罪量刑的法律事实标准，司法机关就可以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并定罪量刑。相反，如果缺乏法律要求的犯罪事实，那么司法机关就不能作出有罪判决。“疑罪从无”原则在普通人来讲，更是难以接受，特别是要让被害人亲属接受这一原则，势必登天还难，但这一原则对于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是必不可少的，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而在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可能既不是黄静父母想象的事实，也不是公众通过媒体间接得来的事实，甚至也许不是目前法院认定的事实，更不完全是黄静前男友供述的事实，真正的客观事实只有黄静自己最清楚，可惜死人不能说话，更不能作证。这恰恰是司法活动以“法律事实”为基础的根本原因。相对于无法还原的客观事实来说，法院的认定是最可靠和最理性的，应该得到相关各方尤其公众和社会舆论的充分尊重。

牛虻观点：
封建社会的特点就是把民权剥夺到尽头，人民只能仰赖权力天然拥有者（天赋的皇权，或者自封的永恒代表，安拉在人间的使者（哈里发），总之，他们都不用人民协商同意就拥有主宰人民命运的权力）的仁慈分回一点来生存，这就是食物链可以存在的原因，就在于人民没有任何权力、资格、资源来抗争，除非，是用生命去抗争，但在大多数时侯，似乎也还没有到这一步。

说到底，就是人民没有人权，社会不尊重人权。有些文盲望文生义，把人权(humanright)解读成“人类的权力”，然后变成了“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可笑！不过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笑话，有些美国人同样把人权当成“人类的权力”，于是因为黑猩猩有点象人，据说基因有98%与人类相同，所以黑猩猩是亚人科动物；如同类同，小老鼠1亿年前和人类是同一个祖先，基因也有60%相同，老鼠也应改名叫人鼠了（一窝？）。

其实，人权真实的含义是民权，准确的含义是公民的根本权力。国家权力来自于民权的共同认同，这位认同的契约，就叫宪法。为什么说没有人权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共和国？就因为，人权是最基本的社会权力单位。天赋人权，就是说社会的天然权力分布，是首先分布在每一个群体成员手中，而不是某一窝先进的人科动物身上，那怕是上帝指定的。

封建社会最大的错误认识就是弱民可以强国，理想的社会形态是民权荡然，皇权浩荡，即所谓强干（皇权）弱枝（民权）。所以封建社会的认识就是掠民富官，掠民强兵，以兵掠民，做一个不离枪杆子的军阀，而不愿意通过为人民服务，让人民富足，拥护这个共和宪法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牛虻尽管常说些令毛教徒之辈、马列原教旨主义者深恶痛绝的话，但骨子里仍是一个民族主义分子，如果真的穷点能让民族国家强大，倒也认了！但是，现实是，这样只会让民族走向衰亡，如之奈何？



殷国安

　　近日，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长安分局借着揭牌仪式的机会，向辖区内的医院和药店收取“赞助费”，少则几百，多则上万。大多数药店意见很大，但因为药监局管着他们，他们不得不在挂牌仪式上排着队缴现金。丑闻被曝光后，该局局长强辩：缴款都是自愿的，他们实在挡不住，不存在强制和摊派收费。现场采访中，确实有许多药店称交钱是自愿的。(《华西都市报》7月8日)

　　局长说药店是自愿的，而且现场也有人强调说自己是自愿的。我觉得，讨论是否自愿已毫无意义。我想分析的是，药监分局为什么要求单位缴“赞助费”，而这些单位又为什么“自愿”交钱了呢？

　　这就不得不讲到“食物链”问题了。达尔文讲生物进化、自然选择，其背后就是弱肉强食。因此自然界就产生了食物链：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我们的社会也有许许多多的食物链。在这条食物链上，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一方面，他们知道上端有人吃自己，因而心甘情愿地被吃；另一方面，他们又知道自己的下端是谁，因而理直气壮地吃它。

　　前一段时间，有报道揭露某地公安部门的食物链是“局长吃交警，交警吃司机”，于是有人提出“谁在吃局长？”，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同样，
医院和药店都明白，药监局在自己的上端，他们必然要吃自己，因而不管愿意不愿意，医院和药店都准备被吃；同时，医院又很明白，自己吃的下家是患者，于是他们也会更加猖狂地吃患者了。这样一来，处于食物链上家的药监局就要求医院和药店缴纳“赞助费”，而医院和药店也就自愿缴纳“赞助费”了。

　　当然，社会上的食物链有许多条。在这条食物链上处于中段的，在另一条食物链上却可能处于末端。例如，医生可能被药监部门吃，自己也可以吃患者。但到了学校，医生也就成了教育乱收费被吃的对象了。教师虽然可以收补课费，但一到医院，还是要大把大把地往外掏票子的。医生和教师到了房产商那儿，也都只有挨宰的份儿了。但他们在此处被吃，在彼处吃人，还可能达到某种抵冲或平衡。至于有权的官员，他们通过权力交换，更能做到在此处吃人，在彼处也不被吃，他们是赢者通吃。有一条，社会上的食物链有千万条，处于最末端的永远是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他们走遍天下，都只有挨吃的份儿。

　　正如有评论作者论述过的：在有些地方，老百姓反观自己的周遭，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密织的食物链网上，无论如何，自己总会与一个或几个食物链有关，而且总是在食物链的底层晃来晃去，无处逃脱。你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权力食物链星罗棋布如影随形，你总是那个最终的被吃者。

牛虻观点：
该文作者对同一事物的认识角度可能与牛虻不同，不过，对这件事都同时意识到，这是中国社会权力分配下的一个癌症。如果看看牛虻前后的文章和评论，就会发现，牛虻对中国社会前途悲观的最大根据，就是这样一种自上以下的权力分配，造成经济利益分配和社会公平荡然无存，这样一种经济权力的结构，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公平的实现，都是毁灭性的打击，而且没有任何可以抑制的因素。

中国政府中一些最糟糕的人，就是什么都想管起来，抓起权力，然后等着各方各面向他行贿，或者就按亲远依次分配垄断权益，美其名为国有化，搞社会主义建设，从而渐渐地在执政党的周围，养起了一个满清八旗或者明朝宗人府这样的腐朽但是享尽社会特权的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尽管不是开国者愿意看到的，但这样一个阶层，在当今中国社会对进步的阻碍，与一百多年前满清政权对中国发展图强的阻碍， 说是一模一样。在中国搞成一项事业，靠的不是能力，不是技术进步，不是创意，而是与权力者的距离即所谓的关系。

中国社会最糟糕的地方就是连许多民众也不相信公民有能力管好自已，凡事就是“政府为什么不管一管”，却不知道，政府如果未经与人民进行法制协商就去管，是百分百的政变！除非法律协商后（民主议定法律）后的授权，除非这个法律认可的条目，否则，政府绝不能迈出一小步去管！事实上，中国的现代的封建社会，许多就是在这样的“政变纵容”下一点点完成的。

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就是这样在大大小小的官老爷机构寄生虫的重压下苟然残存，这种重压，还不算是税负！即使是办小小的事情，也要求菩萨求奶奶进贡无数次，如果你是不懂行贿的守法公民（这个社会有公民吗？），那怕你可以预定你按正道申请的营业，除非是洗头洗脚这样的滋养小民的行业，否则，几乎没有可能在业务允许的时间内批下来。

如果什么时侯权力者没有跟上社会形势，忽略了象互联网这样的新行业的出现；也理不要紧的。反正权力在他们手中，借口随意可用，他们随时随地就可以用什么“有人在网上被骗”，什么“搜索引擎可以找到色情内容”之类的荒唐借口，在“政府为什么不管一管”的喧哗下，再搞一次小政变，把这个一时忽略的新行业也死死地管起来，这个发个证那个发个证，确保肥水不流平民田。

中国有句话说：“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为什么会死？一个行业收入的两三成作为垄断收入上交权力者，几乎每个行业都是全行业亏损（不是全行业所有企业亏损，是行业平均入不敷出）;什么叫乱？放了权权力者没有机会腐败就叫乱！这些人一天到晚不是打算做一个市场公平的法制维护者，而是打着国家财产的名义象魏忠贤一样自已拿占最大的一笔，还有什么市场是不死的，还是什么社会是进步的，那才是怪事！

□本报记者 赵矗

　　6月28日，国家安监总局调度统计司证实，山西左云矿难中被困的56名矿工全部遇难。

　　据了解，发生矿难的新井煤矿属于低瓦斯矿井，矿方证照齐全。但是，该矿严重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安全管理和劳动组织混乱。

　　调查人员发现，新井煤矿证照齐全的背后，隐藏着行政许可的严重腐败。

　　而行政许可领域得腐败现象，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

　　行政许可证在如今的经济生活中可谓无所不在，大到一家公司的上市审批，小到一间公共厕所卫生许可证的发放，生活中到处都有行政许可证的影子，而这些行政许可证却成为了一些人“圈钱”的不二法门。

　　根据寻租腐败理论，只要利益的分配和配置最终由权力来决定，那么权力就会带来审批，审批必然带来寻租，寻租就会带来严重的腐败行为，这是当今中国各种权力机构中官员腐败案件的通行模式。如果这种分配利益的权力产生机制得不到有效监督，那么绝对的权力就一定带来绝对的腐败。

　　而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腐败与反腐败始终是人民最关心的焦点，也是经济发展与改革事业前进的重要课题。

　　安全生产许可证不保安全

　　在山西省临汾市的煤老板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河北的一位老板在临汾市投资数千万元的一个煤矿，因为和当地村委会发生纠纷，村委会主任不给签字，安全生产许可证办不了，目前已列入被关闭行列。可见安全许可证对于一个煤矿的重要性。

　　山西省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调研员曹建林告诉记者：“目前山西省的4600多座煤矿中，办理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只有2000多座。”“要达到安全标准，一般的小煤矿也要投入500万元以上。”

　　“办一个安全生产许可证，最少要过二三十道关，每道关你都要想出能过的办法。”一位高姓煤老板这样说。“从村委会主任开始，到乡镇，到区县，再到市里，他们都放行后，才能报到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而每个环节都有三四个部门，每个部门都要由主管副头和一把手签字才能通过，有一个人不放行，就得从头再来。”

　　而一个煤矿，有采矿许可证、生产许可证、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生产资格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等多个证件。

　　虽然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安全生产许可证，但高老板还是认为，名目繁多的许可证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官员的腐败机会，却对安全生产管理起的作用不大。

　　2006年5月，山西省安监局设备处处长刁岷被太原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办案人员从其办公室及住所共搜出现金500余万元。另外还有一些存折、银行卡。

　　刁岷案发和山西煤炭设计院的一起腐败案有关。检察机关在查处山西煤炭设计院的一起案件时，一名当事人供认曾向刁岷行贿4万元。刁岷后供认了自己有多次受贿行为，承认自己替小矿主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时收了钱，在向煤矿推销矿山设备时还拿了回扣。

　　“刁岷案给安监部门敲响了警钟。安监部门个别人员在利益的驱动下，漠视煤矿安全生产条件，胡乱发放安全生产许可证，表面上程序合法，背后却隐藏着程度不同的腐败，也给煤矿安全生产埋下了极大的隐患。”一名知情人士说。5月18日发生特大煤矿透水事故的山西左云新井煤矿，就是个“六证齐全”的煤矿。

　　曹建林也认为，审批权的高度集中，除带来腐败外，对煤矿的安全亦无益：“现在好多证件都是省里审批，但因为人手太少，根本没办法监管，监管环节的漏洞是安全的最大隐患。”

　　许可证审批名单也值大钱

　　高老板为了安全生产许可证是肯花钱的，而另外还有些人即使为了获得审批许可证人员名单也肯一掷千金。

　　前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就是这样落马的。5月3日，王小石受贿案在北京宣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王小石正是依靠自己特殊的工作关系，出卖发审委名单来进行“圈钱”。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发审委是股票发行上市的最终审核人。参加具体某一股票发行申请审核会议的，通常为7名发审委委员，由他们组成一个专门的审核小组。只有同意票数达到出席会议委员人数的2/3，股票发行申请才能获得通过。

　　获得上市权力就可以获得几千万、几个亿的融资，那么拿到上市批文就是企业能否圈钱成功的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上市批文是以发审委的审核意见为基础，那么几个发审委委员的最终意见就是企业能否上市的最关键一环。如果此时企业不合条件就需要各种材料包装，如果搞定了发审委委员，那么各种包装也就能顺利过关了。由于发审委委员能够决定一家企业能否上市，这个名单因此就成为了决定企业能否上市或能否再融资的“秘密武器”。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愿意花费几十万元去买一张名单纸。进一步推理：既然已经花费巨资获得了这个名单，显然企业上市负责人员就不会仅仅是只看两眼名字那么简单，如何公关名单上的成员，获得许可证才是其最终目的。

　　谁来作“裁判员”的“裁判”

　　几乎有多少行政许可证，就有多少种许可证腐败案件。有报道指出连兽药经营许可证都存在着腐败新趋势。权力过大而没有约束，没有一个机构能对审批人员和专家组进行监督，自己制订规则，自己监管自己，因而存在着巨大的寻租空间，这是行政许可证腐败的病根。正是因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难以分清的利益关系，以及监管者疏于长效监督，造成了目前的状况。

　　而国家设置各类监管组织的目的，是使其成为市场的“裁判员”，而不是让其成为市场的行政主管者，也不应该是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机构，但实际情况是，目前大部分监管组织行政气息仍然过浓。

　　“要是监督者后面总有个监督者，永远也监督不完，因为最后一个监督者还需要监督。这样监督下去，可能最后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曲新久这样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表示：“监督监管者不能通过设立更高的监管机关来进行，因为公正是相对的，不能终极公正。”

　　那么，到底该由谁来监督监管者呢？

　　莫纪宏建议，各机关之间相互制约才是最有效的监管，不过，这种制约的前提是明确各个机关的职能定位。同时，也应把不作为当成对监管机关监督的重要内容。监管部门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政府可以监督，政府要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和
人大代表的监督。同时，检察机关要严格履行职责，加强对渎职罪的审查。

　　中国
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说：“体育活动的监管，例如国际足联中就有裁判纪律委员会来对裁判进行监管，从来不是政府行为。奥林匹克、国际足联等，都是自律性的。，那么监管可不可以完全自律？监管理论始终在探索一种自律性监管理论，而不是政府介入。”